民政主官谢阳在新朝没得到任何晋升,连象征性的嘉奖都没有,这是个危险信号。
谢广坤追随武定皇帝长达九年,除了康应乾乔一琦几个核心班底,他算是开原体系的最资深的元老。
然而新内阁名单中没有谢阳,甚至连户部侍郎这样的虚职也不给谢广坤保留一个。
谢阳专心民政事务,对上层的争权夺利不感兴趣,可是皇帝今非昔比,又在大开杀戒。
沈阳城中,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。
他心情忐忑。
这些时日,沈阳血雨腥风,根据杜度指控,一批齐国官吏被逮捕杀头,罪名是勾结建奴。
听说康应乾已被软禁,或者已被处死,乔一琦也不见踪影,刘招孙连这两个人都不放过,何况是他谢广坤?
谢阳走出民政衙门,坐上一竿简陋的滑轿回家,他让轿夫放慢脚步,好专心思考白天发生的事情。
轿子快到家时,忽然停了下来。
“如何不走了?”
轿夫没说话,谢阳以为道路被战兵堵住——这几天各支近卫军频繁调动——正要撩开门帘,外面传来个熟悉冰冷的声音。
“谢司长,跟兄弟走一趟吧。”
门帘被从外面打开,探进来张阴鸷冰冷的脸。
蓑衣卫头领章东望着瘫软的民政官,回头对李自成道:
“来人,把谢司长扶到镇抚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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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初元年的大清洗运动不是皇帝拍脑门的产物。
用后来历史学家的话来说,大清洗是武定皇帝为加强政权建设创造的一种有效形式,对提高臣民《齐朝田亩制度》的思想理论水平,纯洁大齐臣民,增强齐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,都起了重大作用。
这不是第一次,也不是最后一次。
皇帝的原话是这样的:
“指望虚伪的道德或孱弱的法律,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,是力不从心的,是狂妄的,没有强力7清洗,**与懈怠不断滋生,防不胜防,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。所以必须时刻斗争,对内对外的战争,都不能停止。
早在武定元年整顿山东时,皇帝便发现:
只要诏令离开临清,就会变味儿。
地方上的民政官和商会掌柜,对“新经济政策”和《齐朝田亩制度》阳奉阴违,各地的邸报,对皇帝颁发的《山东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没有任何反应。
刘招孙对此十分不满。
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,能不能坚决贯彻执行齐朝田亩制度,能不能维护广大农民的基本利益,是关系到的帝国安危的关键问题。
他怀疑山东各府县在急剧扩张中,混进来很多缙绅(或者这个阶层的代理人),这些蛀虫的存在,会把穿越者一手设计的极权体系蚕食掏空。
山东存在的问题,在辽东更为严重,在援助辽东,击败反齐联军后,大清洗运动便提前开始了。
章东被袭之前,太上皇广泛征求士绅工商意见,让各地主官、民政官、商会代表对“新经济政策”和“齐朝田亩制度”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。
武定皇帝颁布诏书,向辽东子民们介绍大齐在山东进行的新政(占时经济政策,废除私有制),并指出新政取得了显着成绩,仅仅山东一地,半年就练出了六万战兵,数万粮草,并取得辽沈之战的胜利。
但是山东模式是否适合辽东,新政是否还有缺陷,请辽东有识之士指正核查。
武定皇帝的愿望是诚恳的,方针是明确的,信心是充足的。
史书记载,刘招孙在太初元年五月中旬,曾向章东和邓长雄透露,他决意禅让帝位。
“辽东平定,京畿收复,百姓安乐,朕也该歇歇了。”
然而,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即将禅位的武定皇帝震惊不已。
从各地呈递到沈阳的塘报、奏疏中,民政官、商会代表、驻军主官几乎都表现出同一个论调:
似乎大齐皇帝在山东施行的新政全都是错的。朝廷滥杀无辜,已经违背了以夏变夷、走大道的初衷。
地方缙绅则说,朝廷派往各地的新政官员,贪污渎职,接着废除私产之名,大肆敛财,无恶不为,根源就在于《齐朝田亩制度》是恶政;仿佛大齐朝廷在辽东的统治已经发生危机,难以为继,需要重新掉头,改弦更张,换回从前的仁政。
辽东各地的书生们公然在各地学堂演讲,攻击新政,攻击田亩制度,煽动各地工坊工人、屯堡民户罢工。
刘招孙在震惊之余,很快意识乱象背后必定有人挑唆支持。
支持者不仅是那些失势的缙绅,还有帝国内部的人。
皇帝不得不采取手段,扞卫帝国,扞卫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人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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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抚司诏狱。
遍体鳞伤的谢阳被绑在杜度受刑的那张床上,床前站着石雕一样的章东。
淡黄色的鲸鱼油灯下,章麻子表现出一种道僧或牧师才有的慈悲神情,仿佛一心只想解释说服,而不是惩罚他的同僚。
“谢司长,你应该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。”章东说,“圣上还没杀你,是因为你还有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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