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伦与许贯忠要谈的,是重新梳理征东大将军府治下地盘的行政区划重新划定。
王伦在冀州与许多官员商讨过,都认为有必要调整州县。实在是大宋朝的“州”一级别的行政区划,实在有些不合理。
比如雄州,只有两个县管辖,莫州更过分,只有一县之地。
这固然是因为二州处于大宋、辽国的边境交界处,但大宋设置了三四百个州级行政单位,也确实太繁琐了。
实际上自大宋开国以来,行政区划就不断调整。毕竟五代十国的乱世,各个割据政权都在势力范围内设州设县,要重新调整,事务牵连就甚是繁琐。
但大宋朝的冗官现象极其严重,为了安置官吏,二级行政区划就变得越来越多了。
王伦的意思,是改州为府,废除军、监,且府名原则上延续大宋朝的州之郡名,以二字为府。
对于秦汉以来的中原王朝行政区划,王伦是认真研究过的。
秦始皇统一六国,创立郡县制度,西汉则是郡国并行制度,即王国等同于郡,侯国等同于县,并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。
刘焉一封“废史立牧”的奏章,自此华夏的行政区划就从二级变为了三级,且是以“州-郡-县”三级为主。
隋文帝时就曾经嫌天下州郡太多,于是又改为州县二级制度,但却在州一级之上设了总管府,总管府主管军事,兼管部分民事,所以在事实上就成为了隋文帝一朝的一级行政区划。
但隋炀帝上台后,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,总管府就被废除,天下再次改为郡县二级制。
唐朝到唐玄宗时,大致可以看作是“都督府—州—县”的三级制,但都督府多在边疆,所以实际上仍旧只能算是二级制。
唐玄宗之后,中途曾经再次变州为郡,随着节度使的出现,大致就形成了“节度使—州—县”的三级行政区域划分。
东汉“废史立牧”之前的州,与唐朝的“道”一样,都属于监察区域划分,并不具备行政区划的功能。
宋太宗时则废道改路,各设转运使,其职责除了掌握一路或者数路财赋之外,又多了考察地方官吏的监督权,维护治安、清点刑狱的民事权,甚至还多了监督地方科举的举荐权。
到了宋真宗时期,转运使的权力扩大到在事实上成为一路的最高长官,只是相比东汉之后的州牧,转运使的行政权有限,且没有军事权。
所以大宋朝的行政区划,并不是完整的三级制度。
辽国效仿唐朝,西夏效仿大宋,故而对王伦来说,并不具备什么参考价值。
故而王伦的意思,是仍旧推行三级行政区划,一级行政区划要么称“道”,要么称“行台”,其下则是府、县,再下则是乡、村。
一级行政区划可以暂时不考虑,二级行政区划的“府”,王伦认为从现在开始就得动手调整了。
得益于大宋朝制度,几乎每一个州级行政区划单位,都会有一个两字的郡名,故而征东大将军府也不需要刻意去更改诸多地名。
但许贯忠提出了异议,由于两汉以来的州皆为单字,到了唐朝,就形成了一种政治传统,若州名为单字,则表明该州是受朝廷直接管辖的;若是双字,则是羁縻州,朝廷只需要任用土官,允许其自治,但有驻军等特权。
改州为府他并不反对,只是觉得都改为二字,现在辽、金、西夏未灭,岂不是要被蛮夷嘲笑?
王伦只是拿出了厚厚一叠文件,那是户曹、礼曹联手统计的辽国各州名称,也包括高丽国的诸州,多有与大宋以及梁山现有州县同名的。
许贯忠便同意了,这种更改地名的事情,实际上也代表着征东大将军府的一种正统宣称,是非常有政治意义的。
王伦又提出了一个原则:府一级的合并,宜以五个左右的管辖县为适。河北东路三府十一州五十七县,河北西路四府九州六十五县,在王伦看来,府州军实在太多了。
王伦记得法国的县遵循一个原则:那就是从县城官衙出发,从清晨至黄昏,能够顺利将政令送达的区域,就是一个县。
中原王朝地盘更大,这个原则对部分县适合,对府并不适合,他只是觉得,削减州的数量,合并为府,可以提起预防冗官问题,并且也可以顺便降低大宋朝对“府”赋予的政治含义。
梁山一贯的行事风格,已经被王伦带出来了,那就是一旦确定了的事情,就要雷厉风行地去办。
改州为府,自然是先从燕山府开始试着推行,毕竟现如今燕山府的人口户数并不多,相比河北两路的许多州,可谓是地广人稀。
这件事交给许贯忠去做,王伦也放心。
谈完改州为府的大事,许贯忠又说了些燕山府那里发生的事。
此前王伦与完颜阿骨打谈判,双方进行互市贸易,但随着阿骨打病重去世,尤其是张觉南投之后,这件事基本上就没了后文。
因为金国打的主意,不过是先稳住梁山,好在内部顺利完成权力交接,但吴用石秀在河东路搞了一番动作后,耶律延禧又活了过来,金国为了先彻底消灭辽国,又同意了继续与梁山的互市。
“那就继续跟金国谈判,我继续抽调京东、河北士卒军队北上!”王伦轻轻敲了敲桌子,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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