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世纪初,执掌修炼圣地的大尊者携带孔雀王,白象王,白狮王 和白马王四大护法神,以及麾下的屠魔猎人,密修者,驭兽师和巫师,训练成的邪魔联军和猛兽联军,协助松赞干布平定了席卷了藏地高原多年的战乱,统一了藏地高原,建立了声势浩大的吐蕃王朝。然而野心勃勃的松赞干布为了独揽皇权,从印度请来了莲花生大师,并不顾皇室贵族成员的反对,大肆打压本土的雍仲本教,烧毁了本教典籍和寺院,摧毁了佛像和无数的法器,勒令僧侣还俗,导致大尊者心灰意懒之下关闭了修炼圣地,并彻底将修炼圣地掩埋在冈仁波齐峰下。
随着四大护法神携带着四**器远遁他乡之后,印度佛教在藏地高原得到蓬勃的发展,导致印度佛教的信徒越来越多,自然引起了传统雍仲本教和王室贵族成员的不满,他们之间的纷争历时200余年而不息。
赤松德赞,这位吐蕃王朝的伟大君主,除了赫赫武功之外,最令后世教法史料作者津津乐道的便是他的兴佛之举。在他英明统治之下,佛教得以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,绽放出璀璨的光芒。
为了弘扬佛法,赤松德赞诚邀天竺高僧寂护、莲花生,以及禅宗高僧摩诃衍(大乘和尚)相继入藏传法。他们的到来,为吐蕃大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宗教繁荣。在这三位高僧的共同努力下,佛教在吐蕃逐渐深入人心,成为了民众信仰的支柱。
在吐蕃历史上,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桑耶寺应运而生。这座佛、法、僧三宝俱全的寺院,见证了佛教在吐蕃的辉煌。桑耶寺的落成,标志着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在此背景下,以拔·赛囊为首的第一批出家僧人(“七试人”)也应运而生,他们成为了吐蕃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。
那一天,阳光明媚,桑耶寺广场上人声鼎沸。拔·赛囊带领着“七试人”,在众人的瞩目下,庄重地举行了剃度仪式。他们身着崭新的僧衣,心怀虔诚,顶礼膜拜,开始了修行生涯。
至此,吐蕃王朝的佛教系统在赤松德赞的推动下,完成了结构性建设,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僧伽集团。这个集团不仅是宗教信仰的核心,也是文化传承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。在这个过程中,佛教的根系在吐蕃大地上深深扎下,开出了绚丽的花朵。
然而,在赤松德赞兴佛的过程中,苯教势力并未轻易退却,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。苯教作为吐蕃本土的宗教信仰,其影响力深远,与佛教的冲突在所难免。藏文史料《土观宗派源流》中记载了这段历史的细节:“至赤松德赞时,又迎请寂护大师,引起地方的恶神厉鬼等不悦,念青唐拉山神雷击红山宫,亚拉香波山神水淹旁塘,十二丹玛女神对人畜施放瘟疫。”这些记载虽然带有神话色彩,但反映了佛教传入过程中遭遇的激烈抵抗。
面对苯教的顽强抵抗,赤松德赞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。在公元771年(唐代宗大历六年),他颁布了政令,以国家意志的形式驱除苯教,大力弘扬佛教。这一举措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,标志着佛教在吐蕃的全面胜利。在那一天,赤松德赞站在宫殿之上,向天下宣布了他的决定,场面庄重而威严。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,传遍了整个吐蕃大地,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。从此,佛教在吐蕃的地位日益稳固,成为了主导宗教,而苯教的影响力逐渐式微,但仍然在民间保留了一定的信仰基础。
《贤者喜宴》一书记载了赤松德赞对苯教的决绝态度:“(赤松德赞)随即决定不得施行苯教,继而又将苯教书籍悉数投于河中,余者最后均以黑塔压之。”这一行为象征着佛教在吐蕃的彻底胜利,苯教的遗迹被有意抹去,为佛教的传播扫清了障碍。
与此同时,赤松德赞开始重用信佛的大臣,赐予他们“大金字告身”,使之位列众臣之首,成为了僧人大相(钵阐布),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佛教在政治上的地位。在经济方面,赤松德赞对僧众给予了极大的优待,下令免除他们的纳税、军役、劳役,并以国家财政的力量供养寺院。
藏文史料《拔协》中对养僧制度有着详细的记载:“给佛教宗师每年青棵七十五克(藏制每克约等于28市斤),衣服九套,上好酥油一千一百两,乘马一匹,纸张四本,墨三锭和足够的食盐。……赐给寺院一百户属民,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民。”这些措施确保了僧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,并且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。
对于寺院的属民及僧众,官府无权干涉,权力完全授予僧人。吐蕃的寺院和僧人不仅由所属属民供养,政府还提供口粮和生活用品,使得僧人生活无忧,社会地位显赫。
赐给寺院的属民完全由寺院管理,形成了非常稳固的依附关系,这逐渐成为了寺院庄园制的萌芽。而这些属民则成为了寺院的农奴,他们在寺院的土地上劳作,为寺院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和社会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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