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上皇潜心研究龙沙谶,希求获取长生之术的同时,他的儿子,十七岁的广德皇帝刘堪,正为新法的推行,焦头烂额。
尽管新政前期准备工作颇为充足,真正开始清丈亩时,遭遇到的压力,远远超出刘堪想象。
派往十二个府县的三百多名督查,受到不同程度抵制。
截止二月底,新政进展缓慢,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,清丈亩几乎停滞不前。
督察之中,有人主动上疏请辞,有人被弹劾收受贿赂,有人流连青楼歌姬,被打行蝲唬扎火囤(仙人跳)·····
成功的变法总是类似的,失败的变法却有着各自不同的悲剧。
最让小皇帝瞠目结舌的是,派往吴县、嘉定的两个督查,竟然消失不见,最后活不见人,死不见尸。
小皇帝,承担了原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重担。
当你岁月静好时,必然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,这个道理,放在三百多年前的大齐,也是适用的。
广德二年三月初六日。
早朝。
刘堪召集文武群臣,商议应对之策。
他先简单回顾一番父皇伟业。
“父皇文韬武略,冠绝古今,睿识绝人。尧舜汤武,汉武帝之功勋,光武之大度,唐太宗之英武,宪宗之志平僭乱,宋仁宗之仁恕·····皆不及太上皇万一。如今父皇不问凡事,仰慕玄修,久矣。父皇将大事暂交朕处置,朕冲龄践祚,德行浅薄,还须众爱卿襄助才是!”
刘堪目光炯炯望向群臣。
他曾为父皇操纵大权感到不满,现在父皇一心求仙,把权力下放——至少让军队和民政听命自己——他才认识到,治理大国,是何其艰难。
便如这新政推进,步履维艰,一着不慎前功尽弃。
刘堪见群臣都不说话,继续道:
“太仓知州吴善言,前日发来奏疏,诸位都看过了吧?”
齐承明制。
各省、各州府长官发往京师的塘报奏疏,只要不涉及军事机密,一般都会同步刊行于邸报之上,类似于后世的公示制度。
万历四十六年秋。
萨尔浒大战发生前的几个月,朝廷就把经略杨镐的出兵方略、出兵时间、地点,悉数刊发邸报,直接通报天下(虽然将明军兵力夸大了五倍不止)。这些其实都是大明的常规操作,后人不知内情,只道是杨镐一人所为,未免有失偏颇。
刑部尚书王应熊站出来道:
“陛下,吴善言奏章,臣已过目,所陈条列,所谓‘张允修八十三当斩大罪’,实属无稽之谈!荒谬绝伦!臣奏请,立即派蓑衣卫赴太仓州,交由三法司审问,揪出吴氏同党,一网打尽!”
张允修才到太仓不过月余,当地府县官员,弹劾他的奏章,如雪花片般一道道送往南京。
在这些奏章中,张允修和他同僚犯下的罪行,可谓罄竹难书。
当年袁应泰诬蔑太上皇“十三当斩之罪”,和这比起来,简直小巫见大巫。
从“凌掠百姓”“贪污受贿”到“强抢民女”“巧取豪夺”还有什么,“借变法之名,行搜刮之实”···
出于对张允修的保护,广德帝对弹劾奏章留中不发,当做没看见。
然而弹劾愈演愈烈,而且有从太仓苏州向其他州县蔓延趋势,弹劾张经略的罪名,最终升级为:
“勾结倭寇,意欲谋反”。
更要命的是,每条罪证,都不是空穴来风,都有人证物证。
这就难办了。
皇帝可以留中奏疏,却不能对舆论置之不理,否则拖延下去,形势只会更糟。
刘堪从御案上翻出一本奏章,对着群臣晃了晃,将奏章递给小太监方喜宁。
松江知府龚灵海,五天前上疏,说崇明岛上的备倭军在海面缴获一艘搁浅倭寇船,擒得九州倭寇一、大阪倭寇二,从俘虏身上搜出一份密信。
据说是德川幕府写给张经略的,双方约定时日,攻取南京,取广德皇帝头颅,并赏给张允修十箱珠宝倭刀,以及八名倭国美女。
德川家光写给张居正儿子的信,节选如下:
“·····夫人之居世,自古不满百岁,安能郁郁久居此乎?况吾与鞑齐,有杀父灭国之恨!吾卧薪尝胆二十载,带甲百万,足轻无计,今欲假道朝鲜,超越山海,直入于齐,使其五百州尽化我俗,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,此乃家光宿志也。
听闻经略已赚得孺子(指刘堪),待其莅临太仓,但得其便,以一偏师,登陆松江,直取小贼之首,吾自攻略辽东,扫穴犁庭,驱除鞑齐,恢复中华!·····”
方喜宁当着群臣的面,大声朗读松江府搜获的“密信”。
群臣哗然。
太监抑扬顿挫的嗓音传出很远,连站在大殿门口的林宇都频频回头,巨人被幕府将军的狂妄计划深深震惊···
让刘堪难堪的是,松江知府把这封奏疏刊登在邸报,名曰“全民擒拿倭寇奸细”,这样以来天下都知道张允修通倭了。
不管事实如何,通倭这个大帽子压下来,没人能承得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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