驻守南京的十个兵团两万五千骑兵马群,在广德元年冬季来临前,已经将周围百里的草地啃食一空。
从九月份开始,每天都有马匹病饿而死,这些来自蒙古、朝鲜、辽东等地的战马,显然不适应南方温暖潮湿气候,越到后面,草料越少,谢阳等人显然高估了南京补给能力。
更糟糕的是,太上皇发现他不得不接收大批南明降军。
单是南京卫戍部队,就有一百零八卫,约等于几百名军官,上万士兵。
加上左良玉、郑森残部投降兵马,刘招孙和他的官员们,不得不为将近三十万投降明军提供粮食。
太上皇刚入主南京时,为安抚人心,削弱抵抗力量,决定收拢投降明军,当时的政策是:应收全收,不使一人冻馁。
钱谦益等人建议,对投降明军,给予大齐新兵待遇,每人每月发二石粮食,二两银子。
这个建议提交上去后立即被刘招孙否决,太上皇久在行伍,知道二十多万人每人每月发二石粮食,二两银子是什么概念。
事实证明,即便后来按照每人每月发一石口粮,南京内库的粮食,也只够支撑两个月。
事已至此,只剩遣散降兵这条路可走,否则要不了多久,各兵团主力也会步入粮草不足的困境。
不过,江南新近归附,大齐还离不开这支力量,让他们负责维持各地秩序,刘招孙计划等到江西、福建彻底平定后,再将这些明军渐渐遣散。
此外,投降明军中军官过多,很多军官善于虚报兵员,换句话说就是善于吃空饷,所以报上来的二十万多万兵马,至少得打个折扣,能有十万人就不错了。
太上皇下令将降军中的精锐抽调出来,组成一支新军,作为炮灰,以应付接下来的战事。
齐军南征兵力共计十二万人,连上随行辅兵和民夫,也才二十万出头,指望这点人马,平铺到江南九省,显然根本不够用的。
南方各省明军或降或逃,齐军兵力捉襟见肘,无法实现对所有城市的占领,刘招孙开始担心“地方棍徒,四起抢劫”。
所谓棍徒就是打行蝲唬之类的无赖,这些势力平日便危害地方,一旦权力出现真空,更是肆无忌惮,简直和土匪流贼无异。
太上皇和他的大齐军队,此次南征的目的,当然不是抢一把就走,然后回到北方,而是实打实准备将江南各省纳入大齐统治,实现对各地的牢固控制,至少要像河南山东那样。
正是基于此,大齐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——比如像降将耿忠明、尚可喜、耿精忠那样对百姓的烧杀抢掠——刘招孙越发意识到,大齐必须尽快由战时体制,转变为和平治理模式,换句话说,就是要暂停狂飙突进,多用政治怀柔手段(最重要的是经济手段),来消化这两年来获得的惊人战果。
这也是大齐天命所归(统治合法性)的必然要求。
太上皇很清楚,无论齐军如何骁勇善战,无论他的兵团取得了怎样辉煌的战绩,诛灭多少敌国,军事,始终只是为政治服务。
只有藏在鞘中的刀,才是让人害怕的刀。
整天挥刀弄枪,逮谁灭谁,注定不能长久。
揣而锐之,不可长保。
总之,广德元年,在齐军占据江南,即将平定天下前夕,改革,再次被齐国统治者提上日程。
改革不能一蹴而就,但一日也不能再往后拖延。
鉴于前几次改革的惨痛教训,太上皇这次没有独断专行,而是将变法大业交给了刘堪和他的八位阁臣,由赋权小皇帝和内阁阁臣们商议进行。
广德元年这次改革,仅限于二省:浙江、江苏。
以二省作为先行试点,成功之后再考虑推向南方九省。
变法的内容没什么新意,大致遵守张居正变法那些东西:禁止空谈、毁天下书院、考成法、清丈亩等。
当然,根据大齐国情,势必会加入军队近代化训练、学堂制、科举制度改革、对外贸易、海权至上、重商主义等内容。
张居正死后,新法很快人亡政息,大明最终只是回光返照,不过在刘堪这里,不会存在这个问题,他有的是机会将自己的改革,贯彻执行更长时间。
新法的另一个方面,就是对武定元年到太初三年的苛政进行调整,也就是俗称的拨乱反正(开历史倒车),先前在河南、辽东各地执行的过于激进的废除私产、平均地权等乌托邦方略,也会得到一定调整——如果不调整,根本无法在江南推行。
从这个角度上说,太上皇的用意也很明显,就是要把这个给帝国战车松绑的机会,交给广德皇帝刘堪,让儿子在掌权之前,就在朝野上下树立一个仁君的形象,收获更多民心。
当然,这只是一个父亲的美好愿望,新法最终会变成怎样,现在谁也不知道。
历史上所有改革,无非是重新分配蛋糕,重新打造利益分配体系,听起来很容易,然而真正改起来,却是困难重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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