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陵府的百姓也挺倒霉的,几年前王庆刚刚领兵来过,王庆被赶跑,童贯带领朝廷官兵又搜刮扫荡了一番,现在又是梁杨祖、张俊,百姓根本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。
岳飞入得城中,只觉得这江陵城甚是萧条,入春时节,城中冷冷清清的。询问了投降的城中官员才知,前宋皇帝赵佶在即位后的崇宁年间搞过一次人口户籍统计,江陵县城有户三万八千余,口十万余。
至于眼下,城中户不过万,口不足四万。
这还是梁杨祖执意想要守城,命官吏粗略统计后的最新数据,也难怪梁杨祖要自杀,这般人口,根本守不住啊。
从梁杨祖举起反旗,城中百姓寻到机会就要逃出城外,逃到最后就只剩下这么些人了。
“江陵百姓受苦多矣!”岳飞不住摇头,突然觉得和乐公、顺义侯父子也还挺识时务的,至少东京城的百姓没有受苦遭罪不是?
他已经命人紧急向东京城报信,等着王伦派文官前来接收地方,好在利州路先降了,若巴蜀四路皆反,岳飞也头疼该怎么杀奔蜀地去,这后勤补给没有着落啊!
接到岳飞捷报后,王伦第一想法就是:就地处决张俊,此人留之无用!
但尚书令许贯忠及时劝阻了,不管怎么说,张俊是主动投降的,若王伦连他也容得下,那么其余奉诏来降的各地前宋朝军将们,也就心安了。
“陛下将这张俊当作汉高祖对雍齿便是了!”
许贯忠也是为王伦着想,毕竟从高廉、高俅,到童贯、蔡攸,再到进入东京城后对李彦、蔡京、白时中等一众奸臣,王伦杀的人太多了。
对于蔡京等奸臣,王伦还下令抄家,虽然祸不及三族,但也是人头滚滚,即便都是该杀之人,朝堂乃至民间也有些传闻,都说新的皇帝杀孽太重,恐伤国体啊!
对此王伦全然不在乎,赵宋愿意与士大夫共天下,那是姓赵的事,关我何事?屋子里的垃圾和蟑螂臭虫不打扫干净,怎么住人?
南宋号称的“中兴四将”,刘光世与张俊何德何能,能够与岳飞、韩世忠并列?既然许贯忠开口求情,王伦想一想,便说道:“那就调张俊入京吧。”
不管怎么样,张俊目前的表现,比只会逃跑的刘光世强太多了,王伦决定给他一个机会,看他的能力究竟如何。
于是很快地,吕颐浩奉命前往荆湖北路,出任转运使,并兼领江陵知府。刘韐则被派往淮南西路出任转运使,并协助韩世忠收复江南西路。
两浙路实在太过于重要,故而萧嘉穗坐镇后,所领诸将皆镇守本路,并不调动。王伦又紧急传令,让兵部员外郎黄之平前往明州,随李俊的水师前往福建路以及广南东路。
眼下王伦看好的前大宋官员,吕颐浩与刘韐在赵佶父子投降后也跟着归顺,张叔夜为了两个儿子的前程,也选择了合作,李纲仍旧在整顿军器兵工,宗泽去了燕山府,只有一个李若水还硬着脖子。
但随着各路相继归顺,李若水也不似此前的暴脾气了,王伦本想要放他为庶民,但一想这人有才干,而且年富力强,眼下朝廷又缺乏实务官员,还是强忍了下来。
吕颐浩赶到江陵府时,岳飞已经招揽流亡百姓,城中渐渐恢复了些往日的繁华,只不过为了就食,也为了安稳地方,岳飞带出来的南衙禁军以及前来的利州兵,便不得不分散在周边的州县。
“江陵多难,太守宜上书陛下,请罢一年赋税,以安民心。”
此前王伦专门下了一道旨意,认为“官家”这个称呼不吉,称“陛下”即可,于是众官吏都改了口。
除此之外,王伦还有一道传遍天下的诏令,改名王叙彝,也就是“以字行”,官场和民间不用刻意避“伦”字讳,且改名后“二字不避”。
没办法,他的名字实在太常见了,原本王伦并没有想到这件事,还是有次读奏折,看到一句“有违人理”,觉得怪怪的,这才想起避讳这件事来。
大宋朝在真宗年间,河北就有个名叫王伦的小军官发动起义,很快被镇压,与他重名的人真不少,总不能因他一人,却让天下所有人都改名吧?
而且西晋“八王之乱”中有个赵王司马伦,史家往往简称为“赵王伦”,难道他还得要求史书也大规模修改?
权力再大,也不是这么用的吧!
从汉宣帝将自己的名字从刘病己改为刘询后,华夏就形成了一个政治传统,皇帝即位后,往往将名字改为生僻字,方便百姓们避讳,但王伦记得唐朝大诗人李贺参加科举的遭遇,所以王伦又贴心地规定,如果实在躲不开,加个“讳”字就可以,不要麻烦天下的官吏百姓了。
这一道诏令,引起了群臣的盛赞,都说陛下圣明仁德,王伦却嗤之以鼻,他纯粹是嫌麻烦,这玩意儿是糟粕好不好?
岳飞给吕颐浩的建议,吕颐浩便听从了。实在是王庆造反被平定后,当时的皇帝赵佶按照惯例,本来要减免涉及起事诸州县一年赋税的,但很快收复燕云的雄心,就让他有意忘记了这件事,该征派荆湖北路的钱粮,一点儿都不能少。
武将不干政事,这一点岳飞还是相当谨慎的。
吕颐浩这一次前来,给岳飞宣读了另外一个任务:由于韩世忠要负责淮南、江南诸路宣抚事务,荆湖南路就交给岳飞了。
因为利州路率先归顺,巴蜀之地其余三路的官员们彼此提防,都害怕对方视自己为新朝反贼,干脆纷纷上表请归顺。
反正给赵宋当打工仔,与给王伦的汉朝当打工仔都是一样的,万一自己一个文官喊着兴复炎宋,却被武将背后捅一刀,找谁说理去?
于是岳飞便领兵向荆湖南路的道州而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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