澶渊之盟后,宋辽两国迎来了百年和平,大宋朝的战事,就主要集中在了西北,攻打青唐吐蕃以及党项人建立的西夏。
和平太久,于是内地州县的一切都开始松弛起来,且不论驻守州县的官兵武备不全,各州城、县城的城池,官员们也少有修缮维护的。
就好比巨野县城,济州州治所在,因为人口的繁衍、市民经济的繁荣、商业的兴盛、大宋朝严重的土地兼并,就有许多乡村百姓为了讨口饭吃,选择进城务工。
于是县城城墙外,就出现了百姓们自由搭建的窝棚、房屋,乱七八糟,虽然后来被知县、知州等派人整治,仍旧如同贫民窟一般。
王伦之所以攻打巨野县城时选择西门,就是因为东门外已经形成了大片的聚集生活区,反而不如西门这里攻城方便一些。
济州城这里还好,先前王伦去东京城,那里城外百姓的住宅、房屋,延绵十余里,城外热闹一如城内。
袁朗与钮文忠两人各领兵马,前往攻取任城、金乡二县,也并未遇到多大阻力。两县的城墙都不甚高,身手敏捷的头领和士卒们,仗着一杆朴刀,很轻松就能跳上去。
故而两县的衙役、军汉们一看见梁山的旗号,先自胆怯了,被步兵们扛着长梯冲到城下,顺势攀爬,一鼓作气就拿下了两座城池。
等到两县来不及逃走的知县、县尉等官吏都被押送到了巨野县城,济州三县之地就正式被梁山占据并接管了。
这让王伦不住地摇头,也难怪如王庆、田虎、方腊等人,举事之初,往往一两个月就能攻占数个县城,一两个大州,这攻城略地的难度也忒小了。
占城夺地不难,难的是要能守得住。
如何守住其实也不难,无非是法治公正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、让治下的百姓们都能有个相对的公平,不强掠、不扰民而已。
自去年拒绝诏安后,王伦在梁山做的主要有两件事:第一自然是仍旧苦练兵;第二就是与诸军师、头领们商议如何治理百姓。
于是卞祥就任巨野县临时知县后,以梁山的名义下达了第一条命令,就是废除了五十多种杂税,似农税田赋、商税、交易税这样的正税,仍旧严格执行,只是这一次百姓不需要交给官府,而是交给梁山了。
孙定和蔺仁被调来,开始接手济州的民事、刑事案件,于是一批被俘虏的济州官吏相继受审,各按大宋律令,或被砍头,或被抄家,或被罚款。
王伦一直觉得,大宋朝处于华夏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节点,但可惜我大宋竟然连一个机会都没有抓住,历史赋予的任务,一个都没有完成,一个王朝混到这种地步,实在可笑。
比如大宋朝就处于热兵器的萌芽发展阶段,以时代科技水平,火炮本应该是黑火药最主要的发展方向,但大宋朝追求多而全,不敢肉搏战,就把火药技术全点到了箭矢抛射上面。
结果由于管理不善,朝廷不重视,就出现了各种毫无杀伤力的火箭、火器,在战场上的作用就是制造噪音和烟雾,完全没有任何黑火药该有的辅助功能。
又比如九品中正制以来,官与吏分家,官都是流动任职的流官,吏却变成了以本地人任职的坐地户,导致官的权力被吏分去了相当一部分。
但至少还有可以改进的机会,因为吏这一群体,还没有经过大元朝彻底放权给地方的洗礼,没有形成明朝那样根深蒂固的本地小吏群体,小吏还没有形成世袭制,还是有可以改革的机会的。
又比如宋辽两国长期对峙,导致了南北汉人的分化隔绝,这种统一南北、融合彼此的任务,大宋朝无能为力,辽国无动于衷,就这么把大好机会给浪费了。
再比如大唐临死前,拖着残躯硬生生打残了漠南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,假设大宋朝靠谱一些,契丹基本没有坐大的机会,但我大宋朝就是能让辽国崛起,顺便让党项人独立建国,还能让已经衰败成为散沙的吐蕃,又建立了一个青唐政权。
现如今的草原,几乎没有一个统一的部族,但大宋朝无能,辽国也好不到哪里去,能放任女真人崛起,转头就去欺压一盘散沙的草原部落,金国灭了辽国成为北方霸主,学辽国学得像模像样。
于是草原部落就硬生生地被逼着彼此混战,养蛊一般养出了蒙古大帝国。
宋、辽、金三国但凡有一个稍微靠谱一些,不敢说蒙古绝对不会出现,至少草原再次出现一个统一的部落,也会推迟个一两百年的。
故而王伦这一次在济州待了一个月,梁山历次大战的伤员和一部分士卒,就地转业,成为各县的吏员。
不知道该怎么做事?梁山别的不缺,唯独有朝廷小吏任职过往的头领和士卒不少,王伦就集合起来,先开个学习班和培训班,然后就匆匆上任。
裴宣部下的军法官,也转业了一批,于是三个县的基层官吏就这么搭建了起来。
王伦并没有第一时间急着均分土地,为了将梁山的势力下沉到乡村基层,他做了两件事:
第一,继续招兵,兵员主要从各乡村招募选拔,并在各乡村张贴梁山对士卒的一系列待遇和优惠。
除了正常的按月发放俸禄军饷,不带一丝克扣外,战时立功的赏赐,也列得清楚明白,而且战死、受伤的士卒,抚恤、优待都不少,若是入军满年限后,可以提出归乡,历年赏赐一并带回外,还可以优先出任本地的里正、保长。
第二,则是在各乡村开设小规模的供应铺,专卖盐、酒、醋、酱、针线等以及梁山铁器作坊打造的农具。
商铺下乡,其实就是耳目下乡,这样梁山就可以吸纳一部分游乡走村的小商贩,将情报网布满整个济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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