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 ) 舍本逐末,竞奢之风,已经吹遍了南衙和浙江两地,这是张居正在京堂看不到的景象,而且已经引起了李乐的担忧,他这次回京叙职,主要还是为了此事而来。
大量白银涌入,导致的江南地面,金钱至上。
“金钱无所不能,甚至在逐渐成为衡量善恶、对错、是非的标准,以致于人人都对金钱顶礼膜拜,相信钱能通鬼神,有钱能使磨推鬼。”李乐忧心忡忡的说道:“诚然,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,但还是过于剧烈了。”
大量白银的涌入,并且在南衙堰塞,造成了李乐看到的局面。
李乐试图研究这种风气背后的原因,在南衙,随着生产资料的不断集中,生产分工的不断明确,商品的逐渐充裕,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——白银,似乎成为了可以购买一切的一般等价物,甚至可以决定他人命运的神奇力量,进而产生对金钱的崇拜,最终的结果就是金钱至上。
“玉壶坊有一青楼,可以送花篮,和京师一样都是一百两银子一盆,十盆是一千二百两,这多买反而更贵,越贵反而越有人买,何其怪哉?千金散去只为博美人一笑,得众人夸赞,争相竞富。”
“织锦坊有一织娘,本来许了人家,父母之命媒妁之言,三媒六聘已定,正是风光嫁人之时,可到了嫁娶之日,这织娘的娘家又要五两银子下轿的钱,这夫家拿不出这下轿之钱,这轿夫抬着新娘转头就走回了娘家,弄的前来吃席的亲朋,也是无可奈何。”
“这股风气也蔓延到了南衙的国子监,我初到南衙时,南衙国子监是耿定向带着,颇为朴素,即便是穿麻衣,也大有人在,今年春,我到南衙国子监,人人绫罗绸缎,腰挂若干配饰,生怕落于人后,手拿红木骨折扇。”
“咄咄怪相,让人忧心忡忡。”
李乐用了三个案例,表明了南衙舍本逐末、金钱至上的广泛。
“就以这三件事,你是如何处置的?”张居正有些好奇的询问道,在书信里,李乐提到了这些事儿,但没有说的那么具体。
李乐面色痛苦的说道:“玉壶坊青楼,每卖一个花篮就要给朝廷缴纳四十银的坐税,我本以为可以止住这种风气,但稍微实行了两日,我就发现,这帮家伙,把本该给青楼姑娘分的银子拿了二十银出来。”
“一个百两花篮,青楼的女子本就只分二十二两银子,这一下子拿走了二十两,那些个青楼女子,把我给骂的狗血淋头,说什么娼妓的银子也要贪!”
“这政令只好停下,停下了,这二十银居然还不给青楼女子分,这些個东家全都自己留下了,只因青楼女子很少出门,对政令的执行和停罢,并不了解,这些青楼女子还是骂我!”
“原来这些东家们早就在想办法减少这些女子的分成,我定下的额外加税,立刻成了他们对下朘剥的由头,就坡下驴。”
张居正稍微思索了下,禁奢可不是那么容易的,李乐的实践告诉张居正,这东西不仅仅招骂,而且还容易被势要豪右所利用。
朝廷一说要收税,立刻向下摊派,朝廷不收了,他们也不吭声,任由朝廷继续挨骂,这在政令推行的过程中,再正常不过了。
“你如何应对?”张居正面色严肃的问道。
李乐咬牙切齿的说道:“我定下了一个花篮一千银的税,请了稽税院稽税缇帅骆秉良稽税,一下子南京就没人卖花篮了。”
新官上任三把火,李乐这第一把火烧下去,把自己给烧的遍体鳞伤。
张居正眉头皱了起来说道:“你这不是斗气吗?估计这些个势要豪右只会背地里笑你,没什么手段只会掀桌子。”
“可不是嘛,当时被好生笑话。”李乐也是被自己给蠢笑了,他摇头说道:“弟子刚做了巡抚,想要大干一场,潘总督去绥远走的急,我也想证明自己,结果就有点急于求成了。”
“后来,我生了个办法,卖花篮可以,但是各家青楼的花篮都要到应天府鼓楼拿,每月三号,青楼女子到鼓楼拿分账。”
“一个花篮上不设限,价高者得,一个青楼最多十个花篮,不是为了竞奢吗?竞!这些纨绔不是要斗富吗?斗!”
“这可是把那些个纨绔给气的咬牙切齿。”
“这个月一个青楼只给十个,下个月一个青楼给一千个花篮,第二个月花篮太多之后,就再也没人买了。”
张居正眉头仍然锁着,摇头说道:“你和势要豪右做法,受苦的还是卖笑的娼门,这么一折腾,怕是日子更加难捱,城门失火,殃及池鱼,神仙斗法凡人遭殃。”
“先生教训的是。”李乐笑着说道:“这花篮不能卖了,但是可以卖酒。卖多就赚得多,卖少就赚的少。”
“外城可有不少的酒坊,这些酒坊的酒,不是那么好卖的,而且利润极薄,我在老街口建了一个官办的酒厂,算是给酿酒的匠人找个活路,也是弟子在南衙筹建的第一个官厂,弄的倒是风生水起。”
张居正的眉头舒展开来,点头说道:“如此,虽有与民争利之嫌,但也好过之前的办法。”
“后来这官厂的酒不够数了,许民间入场,这反对的声浪才少了许多。”李乐摇头说道:“但是这青楼女子卖的酒赚的钱,大部分还是被嬷嬷给抽分了,能留在手里的不多,这是生产关系决定的。”
“我本来以为,废除贱奴籍之后,会有所改善,但效果并不明显,不是说没有,但是多数的贱奴籍,还是和过去的生活,并没有太多的区别,尤其是青楼女子。”
“因为这些青楼女子,尤其是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,都要裹脚,裹了脚只能以此为生,连出门都十分的困难。”
裹脚根本不是什么风俗,而是强人身依附的物理圈禁,青楼女子的命运没有因为废除贱奴籍的政令,得到明显的改善,因为她们的生活已经被完全圈在了青楼之中,甚至在南衙废除建奴籍的时候,这些女子都没有到鼓楼前,参加废除贱奴籍的仪礼。
“废除贱奴籍短期之内看起来没什么效果,但时间一长,就会慢慢体现了。”李乐解释了一句,他不是抨击这条政令在做无用功,而是认为这种长期的政令,需要时间才会慢慢生效,将时间的尺度从一年两年,拉长到一百年,两百年的时候,这种长期政令对大明方方面面的影响,才会体现的淋漓尽致。
张居正当然清楚这种政令的短期内看不出什么,但朝廷不再承认卖身契的合法,时间一长,慢慢就会影响到芸芸众生,他继续问道:“织锦坊织娘的案子呢?”
李乐面色极为复杂的说道:“也只是判了退还彩礼,那织娘,因为受不了旁人指指点点,跳了秦淮河,倒是没死,被人救了上来,现在住在织锦坊的织造局官厂里,不肯回家去了。”
“这织娘很清楚,那二十五银的彩礼钱,还有五银的下轿钱,都是她的父母拿她的名声在发财,一分钱也不给她,还要她背负骂名,名声坏了,难嫁她也不嫁了,跳了河之后,算是把血肉之躯,这条命还给了父母,恩断义绝。”
嫁出去的女儿,泼出去的水,是普遍的现象,夫家不休妻,和离的少之又少,这家父母好狠的心,即便是这五两下轿银,真的拿到手里了,女儿在别人家得受多少委屈?
这个案子是李乐做应天府丞的时候,印象深刻最深的例子,是金钱对公序良俗、律法、社会共识巨大挑战的最直观例子之一,就为了五两银子的下轿钱,弄的一地鸡毛。
织锦坊织娘,是现在这个世道,为数不多的女子能够抛头露面的体面工作,而不是卖笑卖身的贱业,再加上官厂里有学舍,多数的织娘都读书识字,虽然不敢说知书达理,但日常用的字词都认得,织娘婚配的人家,也算是南京的中人之家,不算太穷,但也不是太过于富裕。
本来是结同心地久天长,成佳偶花好月圆的好事,结果弄成了这个模样,就为了五两银子的下轿钱。
“那国子监竞奢的事儿呢?”张居正没有对织锦坊织娘案做什么评价,因为这不是个个案,是南衙兴起的一种风俗,张居正在北衙都听说了这种恶俗,南衙地面也明令禁止,但效果很差。
“规定入国子监统一着装,不得佩戴任何饰品,任何竞奢行为,都被视为品德堪忧的劣行,国子监竞奢之风,才有所收敛。”李乐对这件事约束的非常严格,连统一的国子监服都弄出来了,就是为了防止社会风气进一步滑落。
张居正点头说道:“嗯,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,北衙国子监也要推行,还有三级学舍、皇家理工学院,都要如此规定,毕竟是读书修身养性之所,竞奢之风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蔓延到学舍之中才是。”
学堂,正是形成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地方,这个地方如果被竞奢之风荼毒,彻底向礼崩乐坏滑落,就成了必然。
张居正的面色无比的凝重,因为权力对人异化,是局限的,是部分的,对大明的官僚格外明显,大明官僚是大明这个大集合的一小部分,权力对人的异化,还有办法新陈代谢一样的清汰。
但,金钱对人的异化,造成的影响是普遍的,而且是极为深远的,是深入到了大明方方面面的,这个异化,是需要朝廷谨慎应对的。
“难。”张居正思索了许久,最终说了一个字。
张居正回想起了当初讲筵时候,陛下问的一个问题,打人一拳十五文,把人打死了二两银子,这种情况下长大的人,他真的会把别人当成一个物件一样对待,甚至人这个物件,还没有家里的瓷瓶贵。
这也是金钱对人的异化的一种体现。
新形势就会有新的挑战,大明不可能阻止白银流入,大明的钱荒问题更加严重,而且白银也在逐渐成为大明执行再分配的手段,白银停止流入,大明新政都要毁于一旦。
张居正略微有些不确信的说道:“我看这件事,问题的本质是什么,是货币在南衙,在大都会的堰塞,但我没到过南衙,对这件事理解不够全面,李乐,你认为呢?”
“白银的堰塞,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普遍发生。”李乐保守认同了张居正的看法。
“不,这个问题的本质,不是白银堰塞。”张居正立刻否定了自己的说法,他看着李乐说道:“对于金钱的追求,是对于物质的追求,是对于更好生活的追求,这并没有错,所以,问题的本质是,人到底是金钱的奴隶,还是主人。”
“这才是关键。”
张居正立刻发觉了自己的片面,而后用最快的速度纠正了这种片面的理解。
张居正思索了片刻后才说道:“这里面要有一个清楚的而且明确的界限,人是主体,钱是附庸,需要理性的去控制人欲,这个理性可以是公序良俗,也可以是共识,更可以是律法。”
“除了人是主人还是金钱奴仆这个问题之外,还十分清楚的可以知道,这是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。”
“容我缓思。”
任何一个政令都不是一拍脑门就可以想出来的,需要缓缓思考其中的关键,这需要时间。
很多事,张居正人在北衙,看的并不是很清楚,所以他和李乐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,但这种沟通仍然是管中窥豹,在经过了长达一个时辰的了解后,张居正最终确定,南巡是很有必要的。
廷臣们必须要亲眼目睹,只靠道听途说,也不过是镜花水月的一部分罢了。
“我连夜把你们说的内容整理成奏疏,明日送入宫中。”张居正送走了两位学生,开始写奏疏,内容上主要是现象,而不是问题、原因、办法,所以奏疏写的行云流水,在陛下敕谕宵禁的时间之前,张居正完成了自己的奏疏。
张居正也没让游七为难,到休息时间后,就放下奏疏休息去了,这件事,急不得。
朱翊钧收到了张居正的奏疏,李贽已经提到了过金钱对人的异化,黎牙实也提到了,现在又多了一个李乐,大明上下对于金钱对大明的改变,都是有一定预期的,有预警的,当然有些事情必然会发生,但这也是大明必然要经历的剧变,不能因为怕被噎死,就不去吃饭,那样会饿死。
张居正正式开始了对制度的思考,如何利用制度设计,减少这种社会变革中的乱象。
“先生说是生产资料过于集中,也就是兼并引发的贫富差距过大,导致的现象,先生在试着分析这个现象并且解决它。”朱翊钧十分佩服张居正的勇气!
这问题其实可以回避,而不是面对,因为十分棘手,影响大,但造成的恶劣影响,完全体现出来十分的缓慢,十年、二十年才会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,张居正没有避而不谈,而是勇敢面对。
大明皇帝的手边,放着一堆的杂报,这些杂报就一个内容,讨论如何建立更多的监察机制,对权力进行检查,大概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。
“把权力关进笼子里,这个笼子是什么?牢笼吗?”朱翊钧翻动着几本奏疏连连摇头,其水平完全不如林辅成和李贽,林辅成和李贽现在都学精了,根本不提出政令,只说问题。
把权力关进牢里。
这看起来是个美好的设想,但这个牢笼谁来负责建造?这个牢笼又要关谁?谁又来监督这个牢笼的正常运行?最后都会变成权力监管权力的螺旋门问题。
朱翊钧做为天下权力最大的那一个,是不会置之不理的,他是不会让任何东西变成自己的束缚,法三代之上的礼教,大明的祖宗成法都不行,这些都是更好统治大明的工具,而不是束缚。
连皇明祖训也是工具,而不是束缚。
朱元璋走后,他就管不了身后事了,他为朱允炆的登基铺平了一切的道路,最后还是朱棣得了天下,朱元璋的祖宗成法还在实行,但每一个皇帝都会修修补补,朱元璋钦定宦官不得干政,司礼监自永乐年间就有了。
大明皇帝当然拥有对祖宗成法、皇明祖训的最终解释权。
朱翊钧更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、所谓的宪政模式,他是一个绝对的独裁者,当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,连张居正都拦不住他。
在朱翊钧看来,在他的践履之实看来,所谓的宪政,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,君主立宪,不过是扯了一条供肉食者们狂欢的遮羞布而已,有了这么一块遮羞布存在,没有任何人需要完全对国朝的败坏负责了。
君主立宪的本质,是肉食者只享受权力的好处,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谎言!
作为皇帝,朱翊钧对于君主立宪,就只有这么一个态度,谁也别想在他的手里,完成所谓君主立宪!
他根本就不信那玩意儿!他是皇帝,他的立场就是没有人可以挑战他,更不会主动把自己送进牢笼之中。
但朱翊钧也没有让这些个笔正们闭嘴,而是任由他们在杂报上大肆的讨论。
这是维新时的必然,如果连这点度量都没有,完全不必要搞什么万历维新了。
雍正皇帝写过一本《大义觉迷录》,翻译翻译,大约就是:入关以来若干历史遗留问题决议与通知。
这本是雍正皇帝亲自下场和汉儒曾静辩经的书,里面主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有五个,第一个就是鞑清王朝的合法性;第二个是大明王朝灭亡的责任;第三个是华夷之辨;第四个剃发易服;第五个是雍正皇帝对曾静指责的十宗罪进行了一一辨析。
比较有趣的是,雍正这个审美很正常的人,对于剃发易服这件事,也没有嘴硬,没有硬着头皮辫子好看,马褂好看,而是逃避了这个问题。
曾静说:孔雀翎、马蹄袖,衣冠中的禽兽;这些衣服都来自于禽兽,所以穿的人也是禽兽。
雍正回答说:亦各就其服习,便安者用之耳;其于人之贤否、政治之得失,毫无干涉;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惯服饰,都是为了方便才用,和人的贤良与否,政令是否成功,没有关系。
雍正有点破防,立刻把汉唐拉了出来,说汉唐也有些衣服比如羽衣、鹤氅、狮蛮带也都是取自禽兽之名,你们汉人不也以为服饰之光吗?明清都在补子上绣禽兽!
雍正这完全是在诡辩了。
曾静的重点是穿的人是禽兽,衣服不好看,说剃发易服是禽兽对人的屠杀,雍正面对这个问题,只能嘴硬一番了,毕竟当初剃发易服,留发不留头,留头不留发,闹得天下沸反盈天。
这五个问题,每一个都是族诛的大罪,最后一个问题,曾静更是给雍正本人罗列了十条大罪。
其实这五个问题,统统指向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鞑清的先天绝症,满汉之防。
但是雍正还是允许了这样的讨论,并且亲自下场辩经,曾静一直活到了雍正十三年十二月,雍正死后第三个月,曾静这个大逆不道的‘逆贼’,才被乾隆皇帝给凌迟处死,而乾隆更是违背父训,对《大义觉迷录》进行了文字狱式的禁绝。
大义觉迷录在雍正七年成书后,就被大肆刊发,雍正皇帝更是要求公家朝廷上下、地方官吏人手一册,所有地方官、学官都要对大义觉迷录的内容进行讲授,实在是印的太多了,无论如何封禁都无法阻止其传播了。
在乾隆看来,大义觉迷录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,没有人会看雍正皇帝说了什么,而大家更在意曾静说了什么,最终导致普遍的、大规模的对鞑清王朝的质疑。
雍正皇帝勇敢的面对了满汉之防的先天绝症,他没有逃避问题,更没有斩首抄家一了百了,甚至推波助澜,深入的讨论了这个问题,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
但乾隆选择了捂嘴,捂嘴当然简单,但捂嘴就是逃避,捂嘴的结果就是这个先天绝症,再也没有缓和的余地了。
每一次的改革,维新,都会有这种意见篓子,允许这样的意见篓子存在,是直面问题的勇敢。
出现问题,只有面对问题,才有可能解决,逃避,只会让问题深入骨髓之中,成为绝症中的绝症。
朱翊钧允许意见篓子们发表自己的意见,他对讨论的界限做出了十分明确的限定,他物理下头了陈友仁,不能美化倭寇的暴行,就是朱翊钧唯一的界限。
行之者一,信实而已,实事求是的讨论问题,只是朱翊钧的美好愿景。
“比如这篇杂报,就长篇连载的《东征英烈传》,这个朕就很喜欢。”朱翊钧点名表扬了一本名叫正德杂报的一篇长篇连载文章,里面收录了无数在倭患肆虐时,涌现出的一大批抗倭杰出人才。
连都饷馆馆主、海防指挥使罗拱辰都在其中,将罗拱辰的生平和贡献,完全罗列了出来。
“大宗伯办的,现在是少宗伯沈鲤在负责。”冯保看了一眼,笑着说道:“少宗伯是骨鲠之臣,他对每一篇、每一人都做了详细的了解后,才会进行登刊,戚帅每期都会看,从无差错,是信实的文章。”
“与其说是杂报,不如说是在修史,极其严谨。”
“官报?”朱翊钧笑着说道:“礼部做得很好,加赐少宗伯一件鹤氅,加太子少保兼礼部尚书吧。”
万士和入阁后,礼部部事部分转交给了沈鲤,而礼部右侍郎陈学会主抓外交,整个礼部没有成为贱儒的聚集地,高举着礼法阻拦皇帝革故鼎新,和万士和、沈鲤、陈学会等一批擅长变通的儒学士,有很大关系。
这次算是给沈鲤升了官,但仍然是少宗伯,礼部出了问题,还是万士和兜着。
万士和很早之前就开始以朝廷的名义组建除邸报之外的官报,和民间杂报不同的是,这些官报作为权威报刊,并不是贱儒的喉舌,是要完全践行行之者一,信实而已,任何信息源都要得到确认,才能登刊。
官报和杂报形成了两个阵营,在风力舆论的战场上角力。
舆论的高地,伱不去占领他,敌人就会占领。
而这一期的正德杂报,讲述的正是石茂华的故事,因为石茂华在陕西的功劳极大,人们只记住了他拒虏的功劳,不记得他在东南扬州府平倭之事了,而沈鲤将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补全了。
这里面就有个细节,石茂华在扬州府训练军兵,和军兵同吃同住同行,为袍泽,是上了战场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袍泽,这也是石茂华能在扬州抗倭战而胜之的原因。
而此时正在回京路上的石茂华,对随扈的大医官庞宪非常不满!
大医官庞宪是李时珍的弟子,石茂华自从去年年底上奏称病请求致仕后,庞宪就到了陕西,为石茂华诊治。
“你这厮好生可恶,我看份塘报也不行吗?”石茂华精神看起来非常不错,都能拍桌子了,和朝廷以为的风烛残年并不完全相符。
庞宪笑着说道:“潘总督过目就是,石总督安安稳稳回京就是,这眼看着就要到归化城,归化城通了驰道,我们回京就快了。”
“当真就一点不给看?”石茂华重重的叹了口气,无奈的问道。
庞宪点头说道:“有旨意。”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