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认定是由于我们的失职,才致使他神智不清的母亲办理了赠与手续,进而气势汹汹离开的大叔,在离开之前,满脸怒容,双目圆睁得好似铜铃,额头上青筋暴起,犹如一条条狰狞的蚯蚓。他紧紧咬着牙关,从牙缝中恶狠狠地撇下一句话:“我一定要去法院告你们,让你们承担责任!”说完,他猛地用力甩了一下袖子,那衣袖在空中划过一道凌厉的弧线,发出“唰”的一声响。紧接着,他迈着大步,每一步都重重地踏在地上,仿佛要将地面踩出一个坑来,带着满腔的愤怒大踏步地离开了,只留下一个充满怒火的背影。
我们严阵以待,做好了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。每一天,大家的心里都绷着一根弦,时刻关注着是否有法院传票的到来。工作时也难免有些心不在焉,时不时望向门口,期待又害怕法院传票的出现。然而,日子一天天过去,等了许久许久,始终没有等到法院送来的传票。
不过,他决然不是那种面对问题毫无行动、甘愿默默忍受一切不公之人。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和权衡利弊,他最终慎重地挑选了一个相对而言成本更为低廉、操作也较为便捷的维权途径,那便是信访。
当得知大叔选择了信访这条路,科长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。一方面,他理解大叔作为子女,担心母亲权益受损的那份急切心情;另一方面,他也坚信单位在办理业务时是严格遵循规定流程,没有任何失职之处的。但无论如何,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,积极应对、妥善解决才是当务之急。
科长立即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应对小组,成员包括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和善于沟通协调的工作人员。大家围坐在一起,认真分析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,商讨出了一套详尽的应对方案。
首先,科长决定亲自与大叔取得联系,约他当面进行一次坦诚深入的沟通。电话拨通后,科长语气诚恳地说道:“先生,我知道您对母亲的事情非常着急和担心,但我向您保证,我们会认真对待您的诉求,咱们找个时间当面谈一谈,把事情彻底说清楚,您看怎么样?”大叔一开始还有些抵触,但在科长的耐心劝说下,最终同意了见面。
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一个安静的会议室。科长提前到达,准备了相关的资料和文件。大叔到来时,依旧满脸的不悦,但科长始终保持着微笑,热情地招呼他坐下。
科长开门见山地说道:“先生,今天约您来,就是想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。先请您听我把我们办理业务的整个流程和依据给您详细说一说。”接着,科长条理清晰地将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份文件都向大叔进行了展示和解释,并且着重指出了赠与人在办理手续时的清晰表达和自主意愿。
大叔听着听着,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,但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:“就算当时看起来是清醒的,可我母亲毕竟年纪大了,而且平常确实有些糊涂的时候,你们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办了?”
科长耐心地回答道:“先生,我们办理业务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。当时不仅有工作人员的现场判断,还有监控录像作为证据。而且,我们也对赠与人的身份和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,确保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。
为了让大叔更加信服,科长还特意播放了当时的监控录像。大叔仔细地看着,虽然嘴上还是不太愿意承认,但眼神中已经透露出了一丝动摇。
见此情景,科长趁热打铁地说:“先生,我非常理解您作为子女的心情,担心母亲的利益受到损害。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整个办理过程确实没有问题。不过,既然您对此事如此在意,我们也愿意进一步了解您母亲的情况,看看是否有其他可以为您提供帮助的地方。”
大叔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缓缓地说道:“其实我也不是非要争这房子,就是觉得母亲这么大年纪了,万一以后她自己都不清楚这件事,我心里过不去。”
科长点了点头,说道:“您的这份孝心我们都能感受到。要不这样,我们一起去您家里看望一下您的母亲,亲自和她聊一聊,确认她的真实意愿,您觉得如何?”
大叔想了想,同意了这个提议。
于是,科长带着我来到了大叔的家里。见到老人后,科长亲切地与她交流,询问她关于赠与房子的想法。老人虽然年事已高,但思维还算清晰,明确表示这是她自己的决定,并且对这个决定没有任何后悔之意。
看到母亲这样的态度,大叔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科长说:“看来是我误会你们了,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,真是对不起。”
科长笑着说:“没关系,先生。您关心母亲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,这也说明您是个孝顺的儿子。只要事情弄清楚了,大家都能安心。”
在解决了大叔的疑虑后,科长并没有就此放松。他回到单位,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召开了一次总结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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