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右翼蒙古方面的应变思路,高务实之前就有过一些规划,简单的说,就是趁俺答去世的时机,将把汉那吉推上位,取代辛爱成为大汗,然后劝三娘子嫁给把汉那吉,同时将辛爱所部转赐给三娘子之子布塔施里。
他把这个思路说给朱翊钧听,朱翊钧听罢,没有立刻答应,而是皱着眉头道:“朕知道蒙古人婚嫁规矩不合礼教,但钟金哈屯算起来应该是把汉那吉的祖母辈,这……好么?”
高务实解释道:“皇上既然知道蒙古人不讲礼教,又何必在意这些?蒙古人只要不是血亲,别说祖母辈,便是曾祖母辈也是无所谓的。对我大明而言,无须在意他们之间的名分怎么定,只要保证土默特依然恭顺即可。”
朱翊钧想了想,问道:“那么,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二人,互相之间会愿意吗?”
“皇上若不放心,此事臣可以想想办法,咱们先不要通过朝廷或者边臣接触他们,且由京华方面暗中向他们提起此事,如此既可以试探他们心意,也能不失转圜之余地。”
“这倒不错。”朱翊钧点头赞许。
其实他之所以犹豫,本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担心乱点鸳鸯谱,然后惹得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两人都不满意,结果反而坏事。既然高务实把这件事揽了下来,那就相当于是以私人身份去进行试探,这就可以把朝廷撇出来,免得朝廷一开口,就没法挽回了。
今日小讲,除了高务实这个讲官之外,就只有沈鲤一位讲读官,他的职责主要是记录,一直也没说话。
不过高务实并不担心他泄露机宜,因为沈鲤跟他不仅是“同党”,而且还是“同乡”。
沈鲤是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人,在这个时代来说,和高务实是正经的乡党,加上他又是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,脑门前已经雷打不动的贴上了高党的标签。
沈鲤此人,在历史上是与沈一贯作对而闻名的,而这也为他留下了千古美名,在他去世后,朱翊钧曾亲笔为他题写了祭文足足四篇,称其为“乾坤正气,伊洛真儒”。
在原历史上,高拱既是他的主考官,又是他的同乡,他都不肯私谒高拱,以至于高拱把他当成沽名钓誉之辈而不闻不问,打算先磨一磨他的心性。这一世却有所不同,因为高务实知道沈鲤的为人,也知道他的前途,所以一直与其交好,慢慢才将他拉进昔日高党的核心圈子。
所以,在很大程度上来说,沈鲤能出现在高党之中,其实是由于高务实的缘故,这也就使得他对高务实比对整个高党还要重视。
这样一个人,高务实当然是不担心他会泄露机宜的。
蒙古应变这件事暂时就先到这里,接下去高务实写信召回坐镇成都、正在想办法打通西南商路的曹淦,让他亲自出马把这件事落实下去。
曹淦在京华集团的地位相当高,乃是未改姓家丁中的第一人,尤其特殊的是,不同于海贸和海上力量被分为各私港以及现在的南北两洋舰队,京华的陆路“外贸”被集中掌握在京华商社,而曹淦则从头到尾一直负责京华商社,至今已十年有余。
这种资历,在整个京华的“家丁系”中,只有高陌和高瑞(高小壮)两人能比。
但相对来说,高陌算是坐镇中枢,负责的是全京华的监察系统以及高务实的个人安保;高瑞是坐镇开平这个京华工业体系的核心重镇,算是“管生产”,都不负责“直接来钱”的商贸,因此曹淦的地位在商贸口尤其独特。
不过曹淦在成都接到信之后,二话不说,甚至没等过夜,当天就启程往京师赶。
其实这件事在曹淦看来,本身就是自己提出的,要不是上次自己向老爷汇报,说不定老爷现在还不知道土默特内部已经有了分崩离析的苗头。因此老爷召他回京主持这件事,在他看来也是理所应当。
当然,他急着回京还有一个私人原因:儿子曹恪回来了,据说老爷对他颇为满意,给他安排好了身份,以京师户籍让他去考童子试,看能不能拿个生员身份,如果表现好的话,明年接着参加顺天乡试。
家丁身份其实有各种好处,简单的说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,但也有一个麻烦,就是一般不允许参加科举。如果要参加科举,主家首先要同意,这是肯定的,但有很多麻烦的手续要办。
嗯,其实一般而言,主家都是不同意的,道理很显然:考了功名,就是人上人,将来主家还压不压得住他,就不好说了——万一这厮读书厉害,不止是考了个秀才,后来又考了举人怎么办?甚至万一的万一,人家考了个进士,自己就成老爷了,那这主家还有个鬼的压制力?
不过高务实显然是个例外,他的态度是任你考,你便是考个进士又如何?我这六首状元是跟着你闹着玩的?
就算你做了进士老爷,你脑门贴着一个斗大的“高”字,我对你恩重如山,这是天下人肯定会公认的——要不然你能参加科举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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