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,张居正的驿站改革虽然偏于刚、强,失于柔、巧,但起码比一心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好。
历史上的1629年,19岁的崇祯皇帝也干了一次驿政改革,不过急功近利的崇祯甚至连张居正的耐心还不如,只希望以一揽子的大刀阔斧改革,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。所以他的手段与张居正有两大区别:
张居正的驿政改革虽然也强硬,但至少着眼点还是减轻民众的负担,至于后来节省了上百万两银子,反倒只是附带的好处。而崇祯身为天子,却只是盯着这驿政改革所得的几十万两白银下手。因此,他默许了官吏们对民间的摊派,而只是要求官吏们把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上交用于军费,可谓舍本逐末、鼠目寸光。
此外就是刚才说过的,崇祯在改革的执行上操之过急,缺乏耐心。他在没有任何前置工作的情况下,一刀切的下令裁减全国驿站规模的60%!要知道,嘉靖时期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徐徐进行、逐步推进,均耗时数年。而崇祯的改革,却要求各地在几个月内立刻完成!
这你还不失败,谁失败?
按照高拱、郭朴他们对张居正的看法,张居正做事都还太急了,那换成比张居正还急了好几倍的崇祯,能不坏事?
治大国如烹小鲜,就好比煎鸡蛋,你那火太大、太急,蛋肯定得糊啊!
试想当年红朝太祖那样的伟人,又拥有无可比拟的威望和效率足够高的行政队伍,最后都在一个“急”字上失了手,你大明哪一点都比不了人家,还能不出事?
高务实思来想去,大明驿站之所以成为盘剥当地百姓的毒瘤,关键还是在于它有盘剥的权力,想要消除这种盘剥,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它失去这种权力。
但这个权力收回虽然容易,可收回之后还能维持驿站的作用就难了。
现在驿站有“盘剥”百姓的权力,许多偏僻之地的驿站都难以为继,年久失修都是小问题,规定应该拥有的车、马、驿夫等通通不达标,一旦有事,效率完全无法确保。那么试想一下,它如果还失去了盘剥的权力,这驿站设与不设,只怕是根本没有区别了——什么事都做不了啦。
但高务实毕竟是干过基层干部的,他很敏锐的想通了其中的关键问题:大明的驿站实际上相当于后世那些“自负盈亏”的事业单位,算起来倒也是国有,但国家实际上不管你的吃饭问题,反而赐予你某些特权。
换做是谁,也得把这份特权用到极致啊,要不然上哪吃饭?
世无孔子,良心固然是个好东西,可毕竟不能当饭吃,饿死不是嗟来之食的人,永远是少数。
很好,这下子总算搞清楚问题的根源出在哪了——还是那位太祖皇帝朱元璋。
没错,这个看似方便实则脑残的法子,就是这位真正打心眼里同情农民的洪武大帝搞出来的。
简直令人智熄。
所以大明的驿站改革,朝廷固然必须收回驿站盘剥地方百姓的权力,可是同时也必须负担起驿站的正常花销来。
那么这一来就出现了两个大麻烦:
第一个大麻烦是,朝廷现在穷得就差当掉底裤了,迄今为止高拱都还在为嘉靖朝还账,哪有钱负担驿站的开销?
第二个大麻烦是,朝廷为什么要负担各级官员出行的费用?哦,你说大家都是皇帝的臣子,出差当然要皇帝出钱?没错,可就算要负责,按理说朝廷也只需要负责中枢层面的官员出行才对,凭什么你地方上的官员出行,也要中枢财政负责?你地方上上缴中枢的税款才几个钱啊?朱元璋当年可是把林林总总加在一块的老大一笔税款都留在了地方,根本没有要求你们地方上上缴中枢的!
这个情况要让高务实来类比,就好比他是某南方省份的某市某县某乡镇官员,他现在要去北方某地考察学习,难道他这笔差旅费能直接找财政部报销去?
多大的脸啊朋友!
问题清楚了,根源也找到了,现在需要的就是想办法解决了。
咋一看,这是个死循环:朝廷需要驿站——朝廷没钱负担驿站——朝廷给于驿站特权——驿站盘剥当地百姓——官员盘剥沿途驿站——朝廷还是需要驿站——朝廷继续纵容驿站盘剥百姓。
说到底,这其中的根源还是在于一条:朝廷真的需要驿站。
别的不说,光是全国的公文往来,如果没有驿站,就全部都得抓瞎。那也就意味着朝廷的统治力被全面切断了,这还得了?
而且这承担全国公文传递的功能,即便高务实这种穿越者,也不敢乱出主意说成立一个私企来操办——误了军情、急政,哪个私人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?别说这私企的“法人”本人了,真要是误了大事,怕不是连十八代祖坟都得让朝廷给刨了,这可不是什么法治社会,鞭尸、刨祖坟什么的,真干得出来。
好吧,驿站既然无可替代,那就只能想办法满足驿站所需的资金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