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元辅 第277章 战后波澜(四)疏争功过

( ) 且将时间回溯到两战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师之时。当时六百里加急的军情喜报传回京师，由于这一类大捷的喜报会沿途吆喝，京师百姓其实比宫里知道得还早。

当消息被各部衙、内阁直至司礼监得知时，京华时报、实学动态等报业都已经开始准备写稿了，而民间更是欢歌笑语，许多人自发地开始庆祝起来。

与民间喜庆不同的是，官员们对此要“矜持”得多，很多人都只是说说场面话，感慨几句宿敌覆灭、大明万胜之类，但其中多数人眉宇之间反而生出许多阴郁来。

正如刘馨所料的是，不仅心学派官员得知大胜细节之后几乎如丧考妣，甚至许多中立派旧理学官员们也都面色沉郁，不像是要欢欣国家中兴，反倒如狂澜既倒而无人可挽一般。

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二十年前略施小计降服土默特，一两年前迅雷不及掩耳击败鄂尔多斯，现在更是一战覆灭蒙元，将察哈尔部逼得断臂求生逃亡西域。

由此，高务实的军功已然过甚，而且考虑到他如今年不及而立，长此以往，朝廷上下到底还有谁能制衡于他？

宫中的反应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各方担忧——皇帝很快传出口谕：明日辍朝一日，京师官民齐庆！

虽然没有传出关于皇帝打算如何封赏高务实的消息，但既然要庆祝，甚至还要为此辍朝，那显然意味着皇帝认为这是天大的功劳啊！至于还没有提及封赏，那还不好解释么，人家高经略人还土默特呢！

再说图们他们虽然跑了，但现在到底跑到哪儿了还没确定，高经略是否打算继续追杀也还不清楚，这个时候当然还不能着急巴巴地先封赏。

不过对于非实学派官员而言，这倒是个难得的好消息，意味着现在还存在某个窗口期，可以想办法好好利用一番，避免将来局势全然不可挽回。

可能是由于消息实在来得过于突然，前段时间明明都是一直找不到敌人，忽然之间局势大变，一下子就来了个双杀，以至于京师官员们的反应也有些乱糟糟的。

来不及细细商议的各路官员在第二日纷纷上疏，这次“群议”可真是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，议论的重点也各不相同。

有些官员直接否认高务实的军功，认为其中水分很大，尤其是这一次：“六十万大军出塞，靡费数百万，其与鞑奴交战者不过十万余而已，且未能尽歼鞑奴，可谓贪功而无能！”

有些官员则比较有偏重，比如有人说高务实此战花费甚巨，谓“国朝积累二十载而一朝耗尽，倘天下有事，朝廷何以应变？”

有人则表示：“值此南方东西皆乱，播州未平而漕变又起，朝廷多处用兵，如双拳却敌四手，但有一二不顺，恐坏全盘矣。今鞑奴既遁，我何餐风饮露而追穷寇？臣闻播州蛮合纵连横，乃有汉人逆贼献策其间，实为朝廷大患，实不如北境休兵而先平南贼。臣意，当速召经臣回京交卸……”

又有人极其耿直，直言高务实权威过盛：“经臣高务实，以伴读而获圣眷，以状元而登鼎甲，及有按一方而复交趾，持一旨而战漠南，抚一地而斩炒花等业。又以其智而成京华，富甲天下；以其能而行债券，助定缅甸……凡此功业，实为显耀。

然其富甲天下而畜私兵，南征北战而威将帅，登科继业而夸党魁，勾连内外而固圣眷……若不予制，臣恐天下人但知有高务实而不知有圣天子也！”

当然也有温和的，表示：“自三代以降，圣人以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赏，遂有因德获官，因功获赏之惯例。今蒙元经略户部尚书高务实，治财积宝，战功彪炳，德彰九州，惠及四海，岂有不酬功以爵之理？

蒙元，吾朝宿敌也。今以其覆，上可告慰二祖列宗，下可安定社稷民心。经臣高务实尤专其功，陛下岂吝赐国之赏！臣不揣荒唐，窃思当以国公酬之……”

这一条正如刘馨之前担心的那样，看似吹捧高务实，其实暗藏杀机，欲以酬功而为高务实封爵，却断他仕途。

当然，除了这些或明或暗都是为了打击高务实的奏疏之外，实学派方面也有官员上疏议论此事，只不过……呃，也有些混乱。

实学派官员的议论，大抵从出发点来说倒都是为了高务实好，只是按照夸的程度不同，大体上也分两派。

其中一派是猛夸，将高务实从出身到功绩夸了个遍，然后表示高务实如此德才兼备，不入内阁简直不可理喻。总之，这一派人的目的是为了推高务实入阁，其中甚至有人表示现在皇帝就应该召集大小九卿进行廷推了。

另一派算是有节制的夸，高务实的出身、曾经作为皇帝伴读这些旧事他们没提，而是着重强调了高务实入仕之后的功业。

他们的目的其实也是推高务实入阁，不过这些人可能看得深远一些，或者就是昨晚听到了什么风声，所以他们还特意提出：高务实作为文臣，其立下的文治之功其实胜过武功，因此对高务实的封赏应该有所侧重，不能因为他看起来战功更加显赫就给他弄武臣封爵那一套。

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在“文臣”这个范畴之内，皇帝陛下您怎么封赏高务实都行，但绝对不能把武臣封爵那一套用上。这其中更有甚者，认为就算要给高务实封爵，那也必须按照李善长的模式来办。

至于什么叫“按李善长的模式来办”，那自然是说按照李善长当年文官封爵的办法来给高务实封爵：李善长可是开国韩国公(一开始是宣国公)。呃，至于韩国公后来为何除爵，那是另一回事了，总之都怪胡惟庸案。

说实话，这提议倒是个“创举”，因为朱元璋封李善长的时候，还并没有说将来只有军功可以封爵这话。

中国的爵位制度出现很早，自周朝开始就出现了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这五等爵位。汉朝把五等爵位变成了王和侯两种，能够得到这份殊荣的都是皇帝的本家、外戚和有功之臣，后来又把担任丞相一职的人封侯。自汉朝以后，尤其是到了五胡乱华时期，封爵就变得异常混乱，基本上在朝廷内任职的人都可以获得五等爵位。

到了大明朝，形式为之一变。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，给功臣以及死难将士的封号也都是五等爵位。可是等到坐稳天下之后，朱元璋又觉得封爵太滥了，似乎显不出尊贵来，于是就把五等爵位变为三等爵位，也就是只有公、侯、伯，并且规定，文官不得封为公侯，最多只能封为伯爵，而且前提是必须立有军功。

从表面上看，是朱元璋苛刻，舍不得爵位赏赐，毕竟一个文臣一般是不会有机会立有军功的。这从一方面来讲，这个政策确实是朱元璋对武将们的偏爱，因为武将只要是有爵位，哪怕官职没有文官大，在朝中受到的尊崇和地位要远远高于文官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官势力。

可惜，这个制度在明中后期没有坚持下来。总兵在明朝属于武一品，可是在明末却出现了“总兵帐下无县令，县令亲随有总兵”这样的过于贬低武人的局面。而为了鼓励文官们立功封爵，在明朝的官方学校里，惯例是要开武备课程的，学子们一面学习圣人之言和治国之道，另一方面还要学习兵法和弓马——当然制度是制度，你学不学那是另一回事。这个制度是朱元璋的首创，所以明朝初期文臣们大多都是文武双全的。

然而开国皇帝也并不是神，实际上在原历史上明朝的277年里，文臣封有爵位的一共只有九人，封为公爵的只有一人，其余八人都是伯爵。

唯一的国公便是韩国公李善长。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萧何，在朱元璋起事初期就跟随着他，虽然读书不多，但计谋百出，为大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殊勋，因此朱元璋把其奉为自己的萧何。

明朝建立不久，李善长就被封为韩国公，俸禄四千石，立有铁券世袭罔替，并且免本人两死，免其儿子一死。可即使是这样，李善长最终也没能免除一死，因受胡惟庸案牵连，全家七十余人被杀。相对于其他人来说，朱元璋对他还算“够意思”，给了李善长全尸，并且因为李善长儿子是驸马的缘故，免除了李善长的长子一死。

然后八位伯爵里，排在最前面的是诚意伯刘基，也就是刘伯温。

不管是神话还是现实，刘伯温的能力确实抵得上汉朝的张良。虽说之前刘伯温是看不上朱元璋的，但是自从投靠了朱元璋之后，他奇计百出，为朱元璋创立大明朝立下了不朽功勋。洪武三年十一月，朱元璋大封功臣，刘基被封为诚意伯，岁禄240石。就算是刘伯温自己不在乎，岁禄也确实少得可怜，不过也有一说是朱元璋为了保护刘基，怕封赏过厚，会引起其他人的嫉妒，这个就看怎么理解了。

然后是忠勤伯汪广洋。汪广洋在明初的职务是高于刘基的。因为刘基说过，自己是不能够做丞相的，所以汪广洋被封为右丞相。这个人一辈子小心谨慎，不求无功但求无过，在洪武三年被封为忠勤伯，岁禄360石。

接着是忠诚伯茹嫦。无论从朱元璋还是朱棣，对茹嫦这个人的评价都很高，可是其作为却不敢叫人恭维。原因是，他作为一个文臣被封为伯爵的理由并不是立有多少军功，而是劝进。

朱棣攻入南京之后，茹嫦首先劝朱棣即帝位。作为一个老臣，在面临篡位的情况下，不是奋起抗敌，却在作为谈判代表与朱棣谈判时，话都不敢说。可是等到朱棣进了南京，却第一个跳出来劝进。

朱棣当然大喜，一个敌对方的大臣劝其称帝比己方劝其称帝不是更好吗！于是茹嫦以劝进之功被封为忠诚伯，岁禄一千石。并且，朱棣还对其大加称赞：“威仪山立、气宇渊深、品物咸熙，令闻卓著与四方”。这还不算，朱棣还赋诗夸奖他：“古今多出忠良士，罕有茹公立大勋”，简直了。

再然后就到了靖远伯王骥。王骥就是朱元璋那种文武双修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文官，也是真正意义上靠军功封爵的大明文臣第一人。

明朝正统年间，王骥在征伐麗川宣慰使土司思任发、维摩土司韦郎罗的战役中立有军功，被封为靖远伯，岁禄一千二百石，后来又增加了岁禄三百石。

应该说，王骥能力是很强的，可这个人对利禄很是在意。他最初封的伯爵不是世袭的，结果在他的反复要求下，朝廷觉得他是个老臣，应该给他一个面子，就给了他世袭的资格。

后来明英宗复辟的时候，他也稍微参与了一下，可是在赏赐的时候却没有他，这位老先生又一次上书要赏赐，理由是什么呢？

原来在英宗复辟的时候，他的儿子王祥确实是参与了，可是在混乱中被一些将士们给撞到了，还差点被踩死，没有什么光荣事迹，所以在封赏的时候大家都不记得还有这么个人也参与了，也就没有申报。王骥不乐意了，上书自表其功，英宗大概也没料到这位爷如此没脸没皮只要好处，捏着鼻子封了王祥为指挥佥事。

再然后是兴济伯杨善。杨善封为伯爵其实也跟军功没有半点关系，他是英宗“夺门之变”的功臣，在天顺元年正月封为兴济伯，岁禄一千二百石，而且给了他世袭的资格。

与之形同的还有武功伯徐有贞。徐有贞和杨善一样，也是英宗“夺门之变”的功臣，在天顺元年三月封为武功伯。

此后便到了威宁伯王越。相对于王骥是征伐南方土司立下了军功，王越则是征伐北方鞑靼立下了军功。之前说过，明朝在南北用兵因为强弱大不相同，所以南方动辄斩首几万、十几万，而北方呢？斩首几百就是大捷了。

王越因在战争中率军斩首三百五十级，被封为威宁伯，岁禄一千二百石。后来又在战争中斩首一百二十人，增加岁禄四百石，再后来又立了一个小功劳，增加岁禄五十石。

可是王越并不满足，他期望能够得到封侯，可是明朝的制度在那里摆着，文臣是不可能封为公侯的。于是这下倒好，王越发不出不做文官了，自请担任武职，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。因为他那会儿已经到了明朝中期，武将的地位已经远远不如初期了，可是王越为了封侯也管不了那么多，于是佩“平胡将军”印，担任总兵官，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到了最后也没本府封侯。

最后一位就是新建伯王守仁，这位之前说过两次，就不必再说了。

总之，大明朝文官封爵一共就这九位，只有李善长是真正以文治之能封爵，刘伯温虽然是文臣但献战策，另有三人是劝进或参与复辟有功，剩下的都是武功封爵。

换句话说，实学派方面也看到了高务实有被武功封爵的可能，因此搜肠刮肚想到了比照李善长的方式来争取让高务实“文治封爵”——李善长封爵韩国公之后可是担任左丞相的，那么高务实如果也能依次操办，就不影响他继续辅政了。

想法虽好，但这能如愿么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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