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位尚书吃了瘪,两位相公只好亲自出马,但亲自出马也不是亮个身份就能镇住高务实的,总得拿出点说辞来才行。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,两位尚书吃瘪固然是真,但其实已经将平时常用的说辞都用了一遍,什么害民论、无用论,刚才实际上都已经讲过了。
在这种情况下,两位相公又有什么杀手锏呢?
刚刚递补为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锡爵王阁老端坐席间,但上半身却转了过来,朝尚书席面上的高务实笑道:“锡爵久闻大司徒能言善辩,咳唾成珠,不意今日有幸得见,果有诸葛武侯之遗范。
不过大司徒一定知晓,老子曾在《道德经》中说:‘信言不美,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辩,辩者不善。知者不博,博者不知’。孔子亦在《论语·里仁》中言: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’,又在《论语·学而》中道:‘君子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,敏于事而慎于言’。”
高务实淡淡一笑,朝王锡爵微微拱手,道:“荆石公教训的是。只不过,方才所论之事关乎朝廷大政,务实虽德薄才浅,亦不敢以个人之俗名凌驾于天下之政略。
我实学一宗,素来讲究所为之事必当有利于天下,切忌蚁羶鼠腐,狐媚猿攀,是以但凡论政,务实历来不敢讳言。再有,正所谓灯不拨不亮,理不辨不明。若是辩理无用,我等读书十载,写就时文千篇,所为何来?”
王锡爵心中一凛,暗道:高求真果然善辩!我以君子之方欺他,他根本不肯上当,所言之意无非是说,他因为忠于朝廷、忠于天下之大政,即便舍了这君子之道也在所不惜。
高务实这个回答确实有点说道,因为对于一般的读书人而言,首要的关注点并非自己算不算“能臣”,而是自己算不算“君子”。在此时天下大多数文人的心目中,一个人首先应该是君子,其次才好去争取做个能臣。
王锡爵他们所属的心学派就是这种思路,甚至传统的理学一派,也即通常而言的中立派,其实大多数人也持此态度,惟独实学派里头有些人对此抱有异议——譬如高务实现在就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。
当然,高务实的表达其实并非“我哪怕不算君子,但我至少可以做个能臣”。他表达的意思是“如果要我做个选择,那么为了成为能臣,我宁可不做君子。”
这两种意思看起来差不多,但实际上有个先后顺序在里头,有个因果、取舍在里头,意义其实就大不一样了。
王锡爵呵呵一笑,道:“大司徒年未而立,学问既精,思虑又疾,以此学问思虑,论辩自然无人可及。不过,治大国如烹小鲜,为政者素来最忌操切。
天下间有许多事原本或许都是好事,许多政策原本或许都是善政,然则一旦操之过急,一应大政累积在一块儿施为,就可能适得其反。
一如此前朝廷急于积攒钱粮,为攻略察哈尔而准备,结果闹出西北之乱。去年大司徒收天下财权于户部一衙,新设两署十三司,此大政也。此大政行之是否有效,是否另有意料之外的变数,这都需要时间长期观察,不能仅以去年收支之数超越以往,便言之凿凿,认为必是善政无疑……”
“施政是否有益,益中是否有弊,的确需要时间来证明。在这一点上,务实完全同意荆石公之论。”高务实点了点头,道:“不过孟子曰:‘爱人不亲,反其仁;治人不治,反其智;礼人不答,反其敬——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,其身正而天下归之’。
去年户部收揽天下财权之举,即是为西北之乱‘反求诸己而已矣’。见兔顾犬,亡羊补牢,虽前祸已然,亦可为后患之补也。
至于荆石公所言之中论及今施政操切,务实虽当自省,不过这些‘大政’原本便是环环相扣,互为依存之政。前政即出,后政自当随行,否则瞻前顾后,恐怕反而错过时机,将来再欲行之,条件已然不再,岂不悔之晚矣?”
无论阁老席还是尚书席,见王锡爵与高务实这两位大学霸开始引经据典地对战,都不禁有些暗暗兴奋。说起来,大家都是学霸,这两席之上,当年考试成绩最差的周咏也是三甲同进士出身。
按照科举三年一度,一次约莫取三百人来说,同进士那也是平均每年只在全国挑一百号的人才,那学问能差得了?至于其他诸位就更不必说,基本都是二甲出身,甚至申时行申元辅干脆就是状元公。
习武之人有机会和势均力敌的对手对战,几乎各个都是兴奋不已,摩拳擦掌想要好好较量一番,读书人难道便不是了?无非一个动手,一个动口罢了,而身为内行,能够观摩高层次的对战,原本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。
何况一般而言到了阁老、部堂这个层次,除非是在御前,否则很少会亲自下场“交手”了,自然更加不容错过。
不过,观战者固然开心,参战者却未必,比如王锡爵此时就有点烦高务实的应对手段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