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十一年的六七月,可谓是颇不安宁。
先是内阁的阁议对于建设禁卫军堡一事争论不下,最后交给皇帝宸断,而一连两天过去,这道奏疏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朱批。若说是被留中了,却也不像,好像只是单纯地被暂时搁置起来,不知道皇帝在权衡什么。
紧接着是蓟辽总督周咏上疏,认为建州努尔哈赤近来十分活跃,对辽东边防造成一定的压力,题请将蓟镇古北路游击戚金及所部调至辽东东部驻守任职。
兵部就这道奏疏进行了部覆,对该边臣加强辽东边防的提议表示赞赏,并进一步提出可以让戚金转任沈阳游击。
这道疏文及部覆得到的朱批就很快,皇帝第二天就表示了同意,并因为戚金的转任会引起辽东东部边防的要职出现连锁变化,于是要求兵部将整个辽东东部的调动做一个汇总报告。
这种举动不是很常见,但足以说明现在皇帝很关心的辽东的军务,其中原因大伙儿都是明白的,这是在为西怀东制的最后“东制”做准备。
兵部奉旨,立刻召开了堂上官部议——也就是尚书和四位侍郎开会。
开会的过程不必详述,总之最后呈递给吴阁老审阅的部议是这样安排的:
辽东副总兵曹簠位置不变;分守海盖右参将马栋;分守开原参将麻承恩;沈阳游击戚金;铁岭游击曹简(曹簠之弟);新设金复游击将军,张万邦任之。
至此,李成梁在辽东东部地区唯一还掌握着的重要职务,就只剩一个宽甸参将了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,毕竟总兵官还是他,而且李成梁的主力早已集中在辽西地区。
这道部议吴兑没有做任何改动,直接拿给申时行过目,申时行思考了一会儿,也没做出什么改动就直接呈了上去。
申时行之所以没有表示反对,是因为他觉得只要辽西在李成梁手里就没问题了,毕竟一旦发起对图们汗的大战,肯定是从辽西出兵,而不可能是辽东。
辽东顶多也就是打个下手,这无所谓,总不能自己把肉吃了,还一点汤都不给人家留下,那可搞不定——兵部怎么说也是掌握在实学派手里的,要是惹急了他们,说不定大家都吃不成。
皇帝收到兵部奏疏,很快批示同意。紧接着出了一件说大不大、说小也不小的意外:辛丑日,太白星白日可见。
高务实作为一个无神论者,即便在如今的大明政坛也一贯以不认同天人感应说而着名,他对这种现象当然从来不当回事。不过他不关心,总还是有很多人关心,比如申时行便就此发表了一通看法。
具体怎么说的也不重要,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皇帝派他与定国公徐文璧、司礼监秉笔太监张诚覆阅天寿山所择寿宫——虽说朱翊钧还年轻得很,但历来都是这样的规矩,再年轻也要提前勘察将来自己在冥间的寿宫。朱翊钧的寿宫之前几年就已经勘察定了,只是现在还没有开始修而已。
这一来,申时行这位首辅便暂时离京了。
天寿山并不远,像这次这样的查看寿宫一般来说也不算什么要紧事,只要没出现太大的意外,回来基本都会说一切安好,前前后后顶多花个五天时间。如果申时行很着急的话,甚至三天就能跑个来回。
但不管是三天还是五天,这个时间都够了——申时行前脚刚刚离京,次日皇帝就宣高务实进宫“平台召对”。
所谓平台召对,基本上相当于国情咨议,也就是皇帝咨询大臣某些政务,通常来说以问询地方封疆大吏,召对政务为主,个别时候也会问询朝中要员。
此处所谓的“平台”当然是有特指的。建极殿居中向后,高居三躔白玉石栏杆之上与乾清门相对者,云台门也,两旁向后者,东曰后左门,西曰后右门,即云台左右门,亦名“平台”。
凡召对阁臣等官,或于平台,即后左门也。当时的规矩是,群臣(或某臣)肃立,皇帝坐在那里,遇到问题就点官员的名,官员上前跪在那里答话,遇到皇帝允准了,也可以站在那里说,是为平台召对。
以前皇帝找高务实说事,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宣到文华殿的,这种召见相对来说要显得寻常、亲切很多,当然也可以说是不那么正规。
而平台召对相对于这种文华殿宣召而言,就正规很多了,一般来说,是在有重大国务需要严肃询问的时候才会发生。
这就奇了怪了,建个大军营也算重大国务了?哪怕这个军营是堡垒化的,投资规模比较大,但这个“大”也只是个相对概念——对于大明的财政水平来说,建这样一个超大型棱堡外加各种住房、仓库等综合性军营,压力不小。
然而事实上,根据高务实的初步计算,单纯只说建筑项目上的花费,也就是“总营建费”其实绝对值并不大:大概七八万两而已。
这……还不如建一艘大海船的花费,怎么就够得上重大国务了?
高务实是怀着疑问进宫的,直到参见了皇帝,他才知道朱翊钧要问的并不只是建京北大营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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