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 ) 封赏群臣的事儿,前后折腾了大半个月,终于尘埃落定。
典礼结束之后,刘备也派使者四出,去给驻扎各地、没能来武昌的文武臣僚送上印绶。
根据路途远近,最北边的赵云、糜竺等人,至少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收到。
刘备在武昌举行大典是在四月初,赵云等人收到,就是五月份的事情了。
变更官职之后,很多人事上的职权调整,也纷繁复杂,需要处理很久。
整个四月份,刘备军上上下下基本上都在忙这些磨合性的工作。
而北边的曹操,今年春夏也一直在休养生息、恢复生产、打造双侧金属马镫和高桥马鞍、升级军队的装备。
曹操阵营,去年因为翻越秦岭作战长达半年多,导致了巨大的军粮消费、后勤损耗。后方都已经紧绷到了极限,至少也需要一两年的恢复期,这段时间里曹军只能是采取守势。
双方相安无事,时间便悄然来到了建安十二年的五月初。
这天一早,刘备又一次听取了诸葛亮的人事工作汇报,对文武百官的职权调整情况,也算有了全面的掌握,知道这事儿已经算揭过了。
搞定一桩大事,刘备便开始琢磨起下一步的布局安排。
他也知道,自己控制的疆域已经非常广大,而且比较割裂。所以自己不可能长期跟诸葛兄弟,还有二弟三弟驻扎一处。
虽然他也很想每天跟心腹弟兄们联络感情,一起吃喝玩乐同享富贵。
但理智告诉他,这种事情目前只能是偶尔为之,为了领土的长治久安,还是要跟之前那样,东西分治。
于是,一早听取完汇报后,午时刘备就顺便召集诸葛兄弟、庞统、鲁肃,还有关羽张飞,关起门来私下小宴一场,讨论下一阶段的战略布局,以及高层文武的辖区调度、治所调整。
……
因为都是自己人,而且是绝对心腹,连刘备本人在内出席者一共也就七人,刘备说话就比较随意、直奔主题。
他开门见山先问:“去年血战半年有余,我军和曹贼都已军粮匮乏,一两年内无力远征。后续两年,诸位觉得我军当以何为重?是安心休养生息、兴修水利、整顿吏治,还是……”
刘备问这個问题时,下意识也先看向诸葛瑾。或许是过去两年,他每次有事儿都跟诸葛亮、庞统商议,跟诸葛瑾都只是书信往来,如今还是有些生疏。所以刘备不由自主就会想给诸葛瑾多一点表现机会,这也是为了更好的恢复、增强互信。
诸葛瑾知道自己只是负责定调子的,不用说得太具体,就先铺垫几句,给别人留下补充的空间:
“蒙主公垂询,愚以为未来两年,我军确实当以休养生息、发展生产为主。也要辅之以吏治、选才、税赋等制度的整顿,军械和工巧的改良。
另一方面,兵马战备也不能松懈,虽然我军不会擅自主动出击,可一旦天下有变,有机会整合盟友,那也不能错过。军事上,只能说是敌不动,我不动。敌若动,我们也要抓紧分一杯羹,不能让曹操变强。”
诸葛瑾这番话,说得四平八稳,从日常发展,到官、税改革,再到技术和工业建设,军事投机,四方面都提到了。
同时又不至于太具体,留足了其他人发挥的空间。
刘备听后,只是微微点头,也不评论,又转向诸葛亮,示意诸葛亮也查漏补缺说几句。
诸葛亮跟大哥重逢,不过月余,还是不太想抢风头。但他如今名义上也官居尚书令了,对于司徒的大略方针,总该做出微调落实。
而且他太了解主公了,这种场合,不留下点干货,就太虚伪了。
诸葛亮想了一会儿,便基本肯定了大哥大部分的布局,只是挑了其中一个点说说:
“我以为,休养生息、整顿吏治税赋、军备不懈,这些都是该做的,具体轻重缓急,可以到时视情势而定。不过司徒所提革新‘选才’之法,不知要如何革新?
如今还算是战时,而且曹操去年才改了朝廷官制,我军现在是打出复古大汉旧制旗号的一方,如果贸然做些伤筋动骨的改动,怕是于大义名分不利。”
诸葛瑾被弟弟指出了话中一个点的问题,也不由认真思考起来。
刚才他那番四平八稳的话,也是贪多求全,什么都说了。被这么一提醒,才意识到未来两年搞官制或是人事上的改革,确实稍稍有点时机不恰当。
不过,诸葛瑾毕竟是穿越者,他自觉还是有不少先知先觉的优越感的。而且关于后世人才选拔制度,他也多少了解,随便拿出一些先进的东西,还不是直接碾压汉朝的旧法?
诸葛瑾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后世的科举制,那怎么看都是比察举制更优越的。
倒是历史上魏晋的九品中正制,历朝历代评价都不高,不过相比于汉朝已经走到末路的察举制,也还是有一丁点优化的(主要是汉朝的察举制到后期,已经是“举秀才不知书、察孝廉父别居”了,一开始用意是好的,到汉末已经烂了)。
所以诸葛瑾下意识觉得,自己随便说点什么,都能碾压当时的制度。
于是他就环视场内,见也没有外人,便随口吐露几句:“本朝的察举之法,一开始用意自然是好的。但桓灵以来,积弊丛生,所举之人,不是花钱买的,便是地方豪强威逼郡守所致。
如果另行他法,比如增加考核,确保朝廷能沙汰地方上举荐上来的、实际不合格的人,必然对选才用士大有裨益。”
诸葛瑾这般说,也是怕直接说出详细的科举制思路,太过超前突兀,也让人接受不了。便灵机一动,只是模糊地说了个在察举制基础上、稍加改良的方法,增加一道考核。
他本以为这么稳妥的“微改良”,肯定会收获其他重臣的惊叹。
然而结果却是,只有庞统、鲁肃若有所思。诸葛亮反而对大哥的说法,颇有些犹疑。
刘备也看出诸葛亮的态度倾向、似不寻常,便低声鼓励:“先生可是觉得此法稍有不妥?”
诸葛瑾也看出刘备的故意之意,连忙说道:“既是谈论公务,不必顾虑其余,但说无妨。”
大哥都这么说了,诸葛亮也放下了兄友弟恭的顾虑,侃侃而谈:“司徒所言,固然有一定道理。桓灵时,察举之弊,天下人所共见。但是要说增加一些考核以应对此弊,却也有些牵涉过大,不适合如今的局势。
毕竟如今乃是乱世,主公选才,本就已经不拘一格,并非全然按照察举之法。遇到能吏、勇士,只要有所建树,便能立刻得到拔擢,贫寒而有才干之士,出头之路并不匮乏。
所以,司徒所献之策,或许能在天下太平之后、选才之路不畅时,再行提出,却不适合现在。”
诸葛亮这番话,完全没有历史包袱,纯是就事论事,以治理效果为准绳。
倒是把极度依赖对历史先知先觉的诸葛瑾,说得一愣一愣的。
诸葛瑾不由异议:“这……选士之法都不完善的话,就算有一套庸下能上的赏罚体系,怕是也难以人尽其才吧?要是有些人一开始就连表现的机会都捞不到呢?
太史公在《平原君列传》中尚且记载毛遂之言,‘锥处囊中,方得脱颖而出’,但选才之法不当,连处于囊中的机会都没有。”
诸葛亮:“太史公所记,恰恰证明了我所言,毛遂自荐之前,为什么没有机会‘处于囊中’?是因为当时赵国还算相对太平,没有遭遇危难。
而只要和平、不与敌逆激烈对抗,那些混吃等死的庸人,才能混迹于英贤之间,滥竽充数,导致真正的英才被埋没。
可是强秦迫近,赵国非联楚不能自保,生死关头,选才便不再拘泥于虚名,必须是真正能上庸下,毛遂便立刻得到了表现的机会。
我大汉昔日承平之时,选官多由孝廉入仕,只有孝廉之官,将来前途才会远大,已经形成了默契。虽也有小吏、士卒出身的,因表现卓异而得升迁,但只要出身不好,前途就还是有限。
可是自从先帝乱世以来,无论是曹操还是主公,甚至是当年的董卓,已经提拔了多少有实干之才而无察举出身的文武?如今孝廉出身还重要么?可以说在敌我双方,都已经不重要了。
司徒嫌朝廷用人有陈年积弊,我却以为,眼下要调整的不是选官,而恰恰是考功。只要主公放开从士卒、小吏中选才的口子,不拘出身,考功业绩好的立刻得到提升,自然能让能者靠真实功勋治绩升迁。”
诸葛瑾被二弟这番话一启发,也是久久不能平复。
他因为历史惯性,而倾向于科举,但现在看来。在选官时强化考核,倒像是后世有些大学“严进宽出”,高考录取的时候很严,最后学成什么样反而没那么严。
诸葛亮的说法,倒是“宽进严出”,在选官的选择面上大大拓宽了,管你是小吏还是小兵,办事强或者打仗勇敢,直接就能上。
诸葛瑾更重的是后世礼部的“准入考试”,诸葛亮更重的是已经进了门、给公家办事之后的“考功”,也就是后世吏部“考成法”管的事儿。
从后世历史的经验来看,礼部的“事前考核”和吏部的“事后考核”,都非常重要,都是一个朝廷人事工作得以高效运转的必要保证。
但是,怎么到了诸葛亮嘴里,如今这个特殊形势、环境下,后者的重要性会远远强于前者呢?
诸葛瑾一时有点懵逼,愣了好一会儿后,他才终于想到问题出在了哪儿。
“我怎么就抄历史抄得灯下黑了!居然把这一点给忘了!果然历史不能死读书啊!”诸葛瑾想通之后,脑中不由暗暗自责警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