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 ) 诸葛瑾把场面话说完,那些乌桓和鲜卑部族的使者倒也唯唯诺诺,个个口称感怀恩德。
不过谁都知道,这些都是虚的。要控制蛮夷,就得恩威并施,刚才的大话是威的部分,恩则要看后续实打实的贸易计划,如何分配利益。
诸葛瑾在铺垫完之后,就想公布自己的设想,但他也考虑到自己身份尊贵,如果太容易吐露,倒显得他的规划不值钱了。
所以他非常有耐心,只等那些乌桓、南匈奴和鲜卑蛮夷自己忍不住发问,他再故作高深地答疑好了。
反正那些乌桓人,肯定是会没有耐心的。
果然,酒过三巡后,乌桓楼班部的使者就借故上前敬酒,然后想提出几个疑问。
诸葛瑾今日来主持这场安抚蛮夷的宴席,里面是穿了铁环锁子甲的,而且所有入府的胡人,都被要求交出武器。
不过为了体面,对于使者本人还是没有严格搜身,只是让他们的护卫留在外院吃喝。
这种情况下,维持秩序的侍卫自然也不会让使者靠诸葛瑾太近说话,基本上是让他在十几步外遥遥祝酒即可。
更何况,赵云还坐在诸葛瑾侧首边第一個的位置。这个距离上,细微的飞刀吹针无法伤到穿了锁子甲的诸葛瑾,想冲上前的话,以赵云的武艺,拦截简直是轻轻松松,敢乱动的使者简直就是找死。
只听那使者拱手道:“楼班部使者乌苏,拜见诸侯。小使僻处边荒,但也听闻诸侯才智之名,播于天下,部中上下,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
但前番糜使君要我们乌桓各部,尽量贩卖牛羊给汉人,解幽州粮秣之困。同时又说,诸侯有妙法能确保我乌桓各部就算卖出再多牛羊、也能兼顾自身过冬所需食物,不至于忍饥挨饿。小使实在不解,难道诸侯有仙术,能凭空变出米、肉来?”
乌苏问完,其他各部使者也都竖起耳朵听,很想知道诸葛瑾怎么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。
诸葛瑾倒也不含糊,云淡风轻地直接否定:“仙术是不存在的。我若能凭空变出食物,那直接变给幽州汉人百姓吃便是了,还要征收什么粮秣,还要跟你们乌桓人费劲贸易作甚?
但是统筹资源、让牛羊米肉盐茶诸物发挥最大的价值,让胡汉都丰衣足食,却是可以做到的。”
诸葛瑾直接坦陈相告,让不少使者都稍稍安心了些。
虽然诸葛瑾讲的道理依然流于空泛,但是从其语气、神情的自信程度都可以看出,人家是真心有把握,至少不心虚。
再结合诸葛家的名声,那些胡人也就多信了几分。
不过,那个主动发问的乌苏,显然是乌桓人里相对有点见识的,估计也读过一丁点汉人的史书,才被楼班筛选出来、作为贸易使团的代表。
乌苏便追问道:“诸侯之言,可谓坐而论道,有三公之气度。但我等偏僻小人,也知道你们汉人先贤曾经说过,‘天下财货只有定数,不在官则在民’。
贸易一道,只是把财货转移,并不会凭空而生。既如此,原本粮肉不够所有胡汉百姓吃,贸易统筹了之后,又怎么会够吃了呢?”
乌苏能问出这番话,其他胡人诸部的使者一听,便彻底心悦诚服,觉得自己上场也绝不可能问得比他更透彻更直击要害了。
自己读的汉人的古书肯定没对方多,就算知道点道理,也只是粗浅的生活常识,上升不到汉人文人的理论高度。
既如此,就让楼班部的使者扮演大家的嘴替,他一个人代表大家问,大家就静听诸侯如何辩解便是。
诸葛瑾闻言,却是不由哂笑。
自古以来,胡人文化水平不高,就算他们对汉人的先进管理统筹有所理解,最多也就理解到儒家说的那一步“天下财货只有定数,不在官则在民,故而所谓广开财源,都是与民争利”的程度。
从汉武帝时桑弘羊和反对派的辩论,到后来汉宣帝时那场导出了《盐铁论》的贤良文学辩论,再到后世王安石司马光之争。
儒家保守派攻击管理学和统筹创新、攻击经济变法的最根本杀器,就在于这一点。
儒家传统士大夫,不觉得生产力是可以被解放、被发展的,天下财货就那么多,一切改革变法都是在分蛋糕,而不是把蛋糕做大。
当然了,那些跟儒家经济保守派贤良文学打擂台的法家代表,自己也不争气,
从桑弘羊到盐铁会议,甚至一直到唐朝宰相杨炎搞两税法改革,甚至到明朝的张居正,他们没有一个能正面反驳“天下财货有定数”的错误观点。
他们也理解不了未来进入资本注意社会后,科技进步、经济总量不断增长、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世界。所以桑弘羊等人说到底,也确实是在变着法儿分蛋糕,没有做蛋糕。
古代华夏改革派当中,在这个问题上最能打的,应该算是王安石了。至少在这一点上,王安石比张居正都更能打,他是试图从根子上论证“生产力是可以被解放和发展的”。
只可惜他的论证尝试依然不够严密,加上他用人方面有问题,用的都是吕惠卿之流的卑鄙小人,最后双方沦入“为了反对而反对”的意气之争。
不过,千古汉人儒家士大夫都回答不了的根本性难题,对于诸葛瑾来说,却不算什么。
对于一个有现代经济学常识的人,要想论证“管理和统筹,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,能让生产力总规模变大”,这可比古人容易得多。
谁让古代执政者数学都太差呢。
诸葛瑾甚至都不用讲大道理,他可以直接用胡人最熟悉、最心服口服的角度,抠细节算账。
只听他先谈笑风生地抛出一问:“你既是楼班部使者,又懂边市榷商,想必会算些账?也懂些牛羊畜牧?我今日不讲大道理,便以牛羊畜牧举例,你们总能听懂吧?”
那些胡人使者都是一愣,他们见惯了汉人士大夫动辄讲大道理,搞道德说教,却是第一次听说有汉人高官跟他们算账、谈养牛养羊的。
这事儿胡人可比汉人更熟,那是赖以为生的老本行了。当下众人自然是纷纷响应,表示诸侯若是能在这个问题上,说出一番让人信服的道理,他们将来自然是无有不允,绝对合作。
既然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,诸葛瑾就非常接地气的跟那个乌苏算起账来:“好,我且问你,在你们草原上,一头养到成年发卖的牛,能割出多少肉来?”
乌苏想都没想,脱口而出:“成年壮牛,约有六七百斤肉,便是极多了,公母之间,或许还有百余斤差异。”
他说的当然都是汉斤,折合后世的度量衡也就是三百多斤肉。
古代的牛多是为了耕地的,并非专门养育来吃肉,所以肌肉占体重的比例远不如后世的菜牛。
诸葛瑾又问:“那一只成年的肥羊呢?要几只羊才能抵得一头壮牛的肉?”
乌苏又应声答道:“羊比牛肥些,七八只活羊才抵得一头活牛的重量。但是羊的肉多,五六只羊便抵得一头牛的肉。”
诸葛瑾:“那如果比吃草的‘转化效率’,五六只羊一天要吃多少草?一头牛每天又要吃多少草?只是为了吃肉,养羊划算还是养牛划算?”
这个问题,乌苏稍微想了想:“若只是为了吃肉,养羊自然比养牛划算得多。一头牛吃的干草,至少抵得四五只羊,但牛长得慢。羊半年便可吃,就算养到肥壮,也不用一年,牛却需要数年。”
而下面的其他胡人使者,也都稍微过脑子想了想,才算过账来。
主要是汉朝时胡人的畜牧还太粗放,基本上除了冬天迫不得已非得给牛羊吃点干草的情况以外,其他时候他们都是放任牛羊在草原上自己啃的。
乌桓人对于牛羊的食量统计很粗放,大部分牧民也没有数学常识去算账规划。冬天需要多少干草才能过冬,也都是凭经验随便毛估估一个数字,如果割少了最后牛羊大批冻死饿死都是常事。
说到底,还是全民数学基础都太差。哪怕是生死攸关的大事,明知道有些东西算错了会有重大损失,但算不明白就是算不明白。
这也说明数学这东西,愤怒是完全于事无补的。别说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做不出数学题,哪怕做不出的下场是饿死,该算不出还是算不出。
这些使者已经相对算是胡人里识文断字的,比普通牧民数学水平不知高了多少,才能勉强跟上提问。
诸葛瑾却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,继续高强度追问:“既然如此,为了满足部民口腹之需,为何不多养羊呢?还要养那么多牛作甚?”
乌苏这次却像是听到了一个好笑的问题:“养牛可不是为了吃肉的,更是为了有牛乳制作酥酪。我们乌桓人,平素也没多少机会吃肉,那如何能吃得起?能有足够的牲畜、产奶养活部民,便是丰饶之年了。
何况牛可以卖给汉人作为耕牛,其价远非卖肉可比,牛皮坚硬可以为甲,羊皮绵软只能为袄,牛筋还能鞣制为弩弦,更是高价之物。
当然,这些都不是关键,关键在牛更能扛饿。到了草料不济需要转移的时候,牛能多顶几日而不饿死。羊却娇贵,风雪忽至时成片饿死的惨状,我们都见过无数次了。
所以部民必须养一部分牛过冬,以防不测,哪怕他们从不打算与汉人贸易——这些都是常识。”
“我当然知道这些都是常识。”诸葛瑾直接正色怼了回去,让那些胡人收敛一些,
“所以,说到底,伱们看似逐水草而居,已经竭尽所能,让草原上能够养活更多的人,让部民不至于饿死。
但实际上,你们的畜牧结构,并没有充分发挥草原的生产力。
当然,我不是让你们过度放牧,我也算到了羊喜啃食草根、多养羊会破坏草原这些问题,你们能想到的我都想到了——
即使如此,我还是能说,你们胡人部族养牛羊的规划,简直是一塌糊涂!
草原上有多少草,是因为你们需要‘避险’、防止过冬时牲畜饿死冻死、为了留后手,而选择了低效放牧?
又有多少牲畜,早就过了长肉最快的年纪,再养下去,也长不了几斤肉,只能白白多吃草,但你们为了保住牲畜财产的规模,不肯及时屠宰、白白浪费了?
而这些损耗,如果你们肯跟我们汉人朝廷充分合作,跟我们的边市榷场充分贸易,
把大量超期饲养长肉变慢的牲畜提前屠宰卖掉,最终能节省出多少草?养多少新牛羊?多产多少肉?这笔账你们算过么?”
乌苏被问得哑口无言,他不得不承认,诸葛瑾说到了一个关键点上。
那就是汉朝时草原民族的畜牧业,超期饲养非常严重。
稍微懂点常识的人都知道,一只羊如果养一年以上,它再长大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,只会变老。如果为了吃肉,最多养一年就该杀了,别浪费草了。
但是,草原胡人为了积蓄财产,只要自家人吃不了这么些肉,羊养到不长肉了积蓄养着、囤着,这是很普遍的现象。
而且在他们看来,草这种资源稀缺性不强,平时水草丰美的时候,也没想过去管控、计算生长速度和消耗速度。
这样粗放饲养的结果,不是过度放牧,就是浪费饲料。
诸葛瑾用数学的严谨梳理一遍,乌苏立刻发现他们的生产方式,到处都是低效率。
不过乌苏好歹还有些常识,他很快想到一点,便抗辩道:“诸侯所言,确实发人深省。但是我们乌桓人就算明知牛羊再养下去会变老而非长肉,也不可能随便屠宰。
牲畜活着,好歹不会腐烂。若是一下子杀太多,又吃不完,岂不是看着肉白白酸腐?
我们也不能把肉都卖了换成钱财,钱财到了急难之时,寒不能衣,饥不能食,岂不是将性命交于他人之手?
过往数百年,我们与汉人的贸易,也都是以换取盐铁和其他必须之物为限,换够了就不再多卖牛羊,宁可家里养着牛羊白吃草,也好过囤着一堆铜钱——
汉人的边市未必时时能有,一旦渔阳府君换人,有对我们乌桓强硬的,关了榷场,我们留在手上的铜钱也成了废物。”
乌苏说完,其他诸部使者也深以为然。
他们祖祖辈辈忍着“已经不再长肉的老羊老牛多活几年”,不就是因为牛羊活着能保鲜,死了就会酸腐么?
说白了,这多浪费的一大部分草料,就是为了买这个肉的“保质期”。
如果让达尔文来算这个账,让达尔文用高中生物课本上的“食物链能量传递效率理论”来算这个账。
草原上一半的草,是被“牛羊肉的保质期”这个追求给浪费掉的。
所以这里面可以统筹管理、降本增效的空间大了去了。
而诸葛瑾看众人终于被引导到了正确的方向上,才施施然吐露了他构思的第一个卖点:
“你们担心牛羊肉不好储存,卖了之后换钱又不能确保随时花的出去——这还不容易?你们可以用活牛羊,换我们渔阳边市的腌肉嘛。
要是嫌腌肉太多,不需要那么多盐分过重的肉食,我们还有其他适合囤积的东西。
甚至将来双方互信加深,不再担心我们关闭边市,你们还可以把活牛羊换成‘牛羊肉期货’。
我自然能拿得出一套办法,让你们把如今已经不长肉、白吃草的牛羊,换成一年后或者几年后,相似年纪相似肉量的牛羊。
你们拿老的来,过几年给你们换年轻的,还不额外收你们钱,这买卖如何做不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