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末风云之天启大帝 第85章 土地兼并，租用土地

永定工业园区暂时未开发建设的土地，规划为农业园区，由农学研究部牵头推广种植高产农作物和经济作物。

农业园区上等田地种植水稻、小麦，保证粮食安全。

水稻种植中稻，中稻一般5月底前播种，9月底前收获。小麦种植冬小麦，冬小麦一般在9至10月播种，次年的5至7月收获。

上等田地全面实施水稻、小麦交替种植，实现一年双收的目标，粮食产量翻倍。中下等田地全面推广种植番薯、玉米、土豆、南瓜、辣椒、甘蔗等经济作物。

另外大力发展养殖业，规模化的养殖猪、羊、牛、马、鸡、鸭、鹅、鱼，满足老百姓的肉食需求。

农业园区按照现代农场管理模式，优先招收当地的农民，当地的农民不足的，在顺天府地区大量聘用无地失地农民。

青壮农民月工资1两银子起步，年收入约人民币9000元。有特殊农技的农民，根据级别增加。水平越高，待遇越高，以此带动大明的农业种植水平发展。

农业园区全面提高农民的收入，让农民旱涝保收、衣食无忧。老弱妇孺也都安置轻松的力所能及的工作，不仅不用再承担重体力劳动，还能获取不菲的收入。

西岸重工业园区规划钢铁厂、焦化厂、化工厂、机械厂、马车厂、水泥厂、玻璃厂、陶瓷厂等大型重工企业。首钢即将在这里提前300年诞生。

东岸轻工业园区规划为纺织服装、皮具箱包、五金家具、日用百货、食品等轻工企业生产区。

轻工业园区统一规划修建标准工业厂房、用于出租。凡是入驻的生产厂家，园区不仅提供周到便捷的服务，还提供24小时的安保服务。

前期仅象征性的收取租金及管理费用，筑巢引凤。吸引京城以及顺天府乃至北直隶地区的厂家入驻生产，形成规模效应，全面推动大明的轻工业发展、经济发展，增加就业。

永定河沿岸的土地大多为皇室、勋贵、高官们的庄田。

明朝皇室直接经营的庄田称为皇庄。皇庄主要分布在北直隶的八府，尤以顺天、保定、河间最多。明代皇庄除皇帝庄田外，还有皇太后、皇太子庄田。

皇帝的庄田由皇帝委派太监经营，收入的租子，由管庄太监掌管，由宫廷自行支配。皇太后的庄田称宫庄，又名仁寿、清宁、未央三宫庄田，每年所收租子由皇太后自行支配。皇太子庄田又称东宫庄田。

皇庄内部的管理人员大多由宫廷直接委派管庄太监管理，另有官校、庄头、家人等数十人。管庄太监倚仗权势，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，致使民怨沸腾。

皇庄所占土地数量相当多，明末时达到800万亩左右，成为皇帝私人最大的收入来源。皇帝成为最大的地主，引起贵族、官僚纷纷效仿，间接导致土地兼并。

因为太祖朱元璋对皇室的特殊政策，导致国家花费大量资源赡养皇族，当皇族人口达到几十万时，土地就成为补偿皇族的最好资源。皇室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，仅福王就赏赐了几百万顷土地，进一步加剧土地兼并。

藩王、宦官、勋戚又采取不同名目将官田和民田，变成自己的私田，除了皇室勋贵之外，官僚地主也疯狂地兼并土地。

皇庄和藩王、勋戚、中官庄田的扩大，以及官僚地主、一般地主的大肆兼并土地，使明初土地占有比较分散的情况逐渐消失，土地兼并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，社会矛盾因而激化起来。

自太祖朱元璋开始，朝廷对士绅赋税的优免幅度越来越大，以至于到崇祯年间，举人和官员，及其家人们，包括奴仆都不用纳税不用服徭役，不缴纳田赋。朝廷定下的赋税和徭役都由百姓独担，造成贫富日益分化。

为了应对农民军和女真，万历46年在赋税中增加辽饷，后又增加剿饷、练饷，朝廷虽然增加不多，但地方各级官员贪污**，借此名义，新增名目，增加赋税，中饱私囊。

最后逼得无数农民破产，为了躲避赋税、徭役，许多农民被迫卖了土地，给地主当佃户，或将自己的田地投献给有功名的士绅，称为投献为奴，以此逃脱沉重的赋税。

经过投献之后，变身为奴仆的农民，种的地还是自己家原来的地，只是那些地名义上属于士绅的了，这样农民既有地种，又不用向国家交税，只需要向士绅缴纳租子就行。而这些不用交税的士绅为了多收土地多赚钱，收的租子要比国家收取的赋税少很多，以此吸引更多人的投献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大量土地向官僚士绅阶级聚集，赋田地数量大减。

土地兼并不仅造成大明财政崩溃，还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，沦为佃户、奴仆，成为流民、饥民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，这是导致大明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朱由校安排王昇成立中华地产，全面负责永定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。第一步工作，进行征地拆迁。

朱由校现在养着上百万人，每月固定支出约120万两左右。虽然又收到了900万两银子的诚意金，但现在可不能把银子用于购买土地，而且是这么多的土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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