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末风云之天启大帝 第280章 生态治理，曲阜孔府

改土归化政策在天骄市全面开展，优厚的改土归化政策，吸引了90%以上的蒙古族、藏族百姓的积极响应，拒绝改土归化政策的蒙古人、藏人，全部收押进行劳动改造，大部分被强制安排进行沙漠治理工作。

黄土高原东西长1000余公里，南北宽750公里，为中国四大高原之一，海拔高度800至3000米。西周时期，黄土高原森林植被覆盖率高达53%。

唐宋时期，森林覆盖率下降至33%左右。明清时期森林覆盖率下降至约15%。新中国成立初期森林覆盖率仅为6%。

黄河90%的泥沙来自黄土高原，从西周到隋唐，黄河的泥沙量基本维持在每年2亿吨左右。此后黄河泥沙持续增加。明清时期，增加至每年6亿至10亿吨。至1800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，黄河泥沙量达每年约16亿吨。

黄河在商周至秦汉、东汉至唐朝曾长期安澜，历时近2000年。宋朝以后，黄河泛滥次数上升至每百年50多次。从明朝至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黄河泛滥次数快速增加至每百年120多次。

黄河泛滥频次增加与黄土高原人口增加、植被覆盖率减少、土壤侵蚀增加和黄河泥沙增加息息相关。

榆林地处毛乌素沙地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处，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。水土流失、荒漠化等生态问题突出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。

毛乌素沙漠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，曾是匈奴的政治和经济中心。当时草滩广大、河水澄清、水草肥美，风光宜人，是很好的牧场。

最原始的沙漠只是处于现代沙地西部一小片。由于不合理开垦、过度游牧、气候变迁和战乱，地面植被丧失殆尽，就地起沙，形成后来的沙漠。

到两宋时期，毛乌素的沙漠化向东南拓展。明末清初，神木、榆林、乌审旗之间的几千平方公里沙地，都还是森林草原。

长城横穿毛乌素，在明朝中后期，为长城城墙扒沙一直是一项国家大事，扒沙费用浩大让文武官员们愁得抓耳挠腮。而不扒沙的后果是虏骑出入，如履平地，抢掠财物，奸淫妇女。

毛乌素沙漠北边的库布齐沙漠，是中国第七大沙漠，位于河套平原黄河几弯里的黄河南岸，其北是黄河，往北是阴山西段狼山地区。

西周时期，森林茂密、水草丰美、绿茵冉冉、牛羊成群。俨犹、戎狄、匈奴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。

商代后期至战国，气候变得干冷多风，使沙源裸露，库布其沙漠开始形成。数千年来，库布齐一直为干冷多风的气候所苦，也承受着历朝历代的过度垦牧与战火兵焚。人为活动破坏草原和森林植被，导致平衡失调，库布其沙漠逐渐扩大。

明末清初，这里战乱不断，粗放式的放牧和破坏性的挖掘活动，让脆弱的生态雪上加霜。库布其地区的沙漠化越来越严重，大片的良田变成荒漠。

朔方古城也逐渐荒废，被人遗弃，繁华一时的胜景终究湮灭在了漫漫黄沙之中。最终，风沙肆虐，草原沉沦，水草丰美的宝地退化为了死亡之海。

黄土高原、鄂尔多斯高原、毛乌素沙地、库布奇沙漠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，同时兴建防风林带，引水拉沙，引洪淤地。耕地、牧场进行统一规划，禁止过度开垦、过度放牧。

天启2年3月底。

山东省长朱大典与新锦衣卫国安部、公安部、华东军区通力合作，王好贤、徐鸿儒、周印、于弘志、沈智、夏仲进、张柬白、侯五、周念庵、孟先汉等白莲教头目被悉数缉拿归案。

白莲教祸乱山东的暴动被扼杀在萌芽中。王好贤、徐鸿儒等人被验明正身执行绞刑。

《中华时报》连番宣传，批判邪教组织。新锦衣卫公安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严打邪教的运动。

山东白莲教案，牵涉一位非常重要人物，山东省长朱大典、新锦衣卫国安部、公安部、华东军区对此都非常忌惮，报请天启定夺。

徐鸿儒与山东曲阜孔府孔子的第65世孙衍圣公孔胤植，联系紧密。

衍圣公是封建王朝赐给孔子后裔的一个爵位。

汉高祖刘邦从淮南路过山东，特意短暂停留祭拜了孔子。加封孔子第九代孙孔腾为封奉祀君，成为皇帝册封孔子后裔之始。

西汉前期儒家学派没有被视为正统，当时的孔氏后裔并没有多大特权，奉祀君也不是多大的官职。

汉武帝时，董仲舒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

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确定了儒家的正统地位，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，神化了**王权，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与历代儒客推崇，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。

孔子的地位由此节节攀升。此后，历朝历代均对孔子后裔有不同程度的加封。

宋仁宗时期，册封孔子第46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。衍圣公爵位一承袭就是八百多年，直到民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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