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任大国,
我是一位落魄的中年作家。
在小也六岁,庆宁三岁的时候,我离婚了。
我记得,签离婚协议的那天,下着小雨,我和她在商场内买完东西,就在一楼的咖啡厅避雨。
那天,我状态很不好,一直没怎么说话,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又被退稿了,我到底写的哪里有问题?而且,身体也不舒服,腹部总是隐隐作痛,之前去了医院检查,但结果还没出来……
我表现的很沉默,但这一点也不奇怪。
对于一位中年男人来讲,工作和收入,就是撑起腰板的脊梁,人混得不好,总会表现的很沉默。
不过,令我很奇怪的是,那天她竟然也很沉默,这挺反常的,因为在婚姻的最后几年中,她给我的记忆都是很忙碌,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着信息,打着电话。
一杯热饮喝完,室外的小雨还没停。
她突然跟我说:“单位有一个不错的机会,我要去国外。我们……离婚吧。”
我懵了,心里有一种既意外,也不意外的感觉。
结婚前,我们同处一个起点,算得上是门当户对。结婚后,我选择了自由职业,在家写作,而她却选择在外企一点一点打拼。
一个节奏总是很快,一个总是很慢。
再抬头时,她变成了外企的区域负责人;而我一事无成,没名也没钱。
报团取暖,变成了一枝独秀,婚姻关系失去平衡,离婚也正常……
她明显是有准备的,说完话,就从包里拿出了离婚协议。
我不想表现的很惊慌,很卑微,因为我知道,她是一个遇事情,会先在自己脑子里想无数遍的人,心里一旦有了决定,很难更改,即使那天我跪下求她,也挽留不住什么。
我自认为很冷静的问她:“那两个孩子怎么办?”
话音落,她有那么几秒的些许停顿,似乎在思考。
我立即说:“你平时太忙了,去国外还要拼,也没时间管他们。两个孩子还是跟我吧。”
她又停顿了几秒:“那我出抚养费,净身出户。”
我倔强的说:“不用抚养费,他们姓任,我能养。”
她听到我这么说,脸上流露出了很不满的表情:“任大国,为什么你可以做到,天天被出版社拒绝,却又活的这么倔强呢?!”
我很窘迫的看着她,轻声问道:“那我给出版社跪下,他们就能收我的稿嘛?在这一刻……我服软,还有用嘛?”
她扭头看向窗外,没有回我。
……
婚姻,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务。一张纸,可以让两个原本陌生人,同处一个屋檐下,极尽亲密;而另一张纸,又可以将这种亲密顷刻间斩断,从此相逢是路人。
拿到离婚证的那天,她晚上就要走。
原本我们约定好,中午一块去幼儿园,接小也和庆宁出来吃个饭。但临到幼儿园门口了,她却不敢下车了,只躲在车内看着两个孩子哭。
结婚这么多年,我从来没见她那样哭过,甚至她父亲去世的时候,她都没掉眼泪,也只请了一天的假。
我真的能理解她的心情,此刻想走是真的,对孩子的爱也真的。
人这一辈子,有人活父母;有人活孩子;也有人活钱活权,活自己。这种种选择,本身谈不上那个更高尚,那个更卑劣,也没有对错一说。
自己的人生自己选择,就譬如我……一直扑街,还TM一直想写。
离婚了。
我本以为是一个中年男人的重生……但没想到,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。
她走的那天,我接到了两张纸。
一张离婚证。
一张医院的诊断书。
肝癌中期。
我再三确定,但这真TM的不是重生,是要我托生。
那天傍晚,我如行尸走肉一般,从幼儿园接俩孩子回家。
路上,他们问我:“妈妈是又出差了嘛?”
我大脑嗡嗡作响,双腿都使不上力气,但还是幼稚的骗着两个幼稚的孩子:“对,她出差了,去挣大钱了,不出意外,你们以后富二代。”
两个孩子并没有多高兴,尤其是还不到四岁的庆宁,她一直低着个小脑袋,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我的这两个孩子,小也确实是更傻一点,也好骗一点;而庆宁看着憨乎乎的,很开朗,可实际上她的性格很敏感。
那天傍晚。
我坐在破旧的椅子上,一边笑着应付着聊闲篇的邻居;一边用手紧紧的捂着裤兜里的离婚证和诊断书。
癌症!
为什么是我,为什么?
我看着两个孩子在小区院中,与一群小朋友玩耍,神情恍惚,万念俱灰。
他们还这么小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