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
奉天殿内,姜星火并没有急着解释这几个名词的意思,而是认真看向殿内的高官们。
“任何变法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,脱离实际情况去分析总结经验教训,就如同刻舟求剑一般,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。”
“那么请问诸位,王安石变法为什么要搞青苗法和市易法?这两个针对国内市场的法,基础是什么?只有搞明白这两个问题,我们才能以史为鉴,看清楚眼下的大明到底需不需要变革国内商业,还是说继续在国内保持重农抑商的政策.海禁的解除与海外贸易的开放,与国内的商业政策并非是捆绑的,如果没有必要性,那么大明国内完全可以如黄尚书所说,继续保持重农抑商的现行政策。”
姜星火的退步,让黄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,或者说,黄福对姜星火如此自信,颇为不解。
【海外贸易】 【重农抑商】的国策组合是否可行?
当然是可行的,对外贸易不代表让国内也充分贸易,虽然有点奇怪,但在短时间内,无疑是能保持住双轨制的。
当然了,如果时间线拉长,那么这种双轨制定然是不可行的,因为海外贸易的充分展开必然会带动国内贸易,到时候重农抑商就维持不下去了。
因此虽然姜星火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让步,但黄福并不觉得姜星火是真的在为了顺利推行变法而做出妥协,反而是某种胸有成竹的表现。
这时候反倒是魏国公徐辉祖开口答道:“王安石变法,之所以采用青苗法和市易法,基础应该是北宋国策,这点臣读史之时,倒是有些心得。”
“喔?”
朱棣有些意外地看了看这位马上要滚蛋去北边的国公,问道:“魏国公有见解,不妨仔细说说。”
这就是打算让武臣也发言一下了,毕竟刚才都是六部尚书在发言,而在明初这个时间节点上,其实武臣勋贵在朝堂中的力量和话语权,是不弱于、甚至可以说超过文官集团的。
“臣斗胆。”
被皇帝允许后,徐辉祖自然要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态度来,毕竟他和朱棣这个妹夫的关系可说不上好
徐辉祖站起身来拱手行礼,随即侃侃而谈:“臣以为,王安石变法的根本,都在于北宋政权推动的‘不立田制’与‘不抑兼并’两大国策。在宋朝以前,便如夏尚书所言,静态的理财术,无非是‘整顿’和‘节流’这两个手段,而其中的‘整顿’,便是清查田亩,调整田制,然而北宋继承了晚唐以来的两税法制度,国家收税收的是田地的税,而具体某一块田地归谁,国家并不在乎这一点,对于国家来说,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时足额缴税,那么爱归谁归谁正因如此,北宋干脆彻底放开了田地交易的限制,不再确立某种类似于井田制、均田制之类的制度来维持税基,而是完全按田收税,不在乎田地性质和归属。”
“如此一来,田地其实就成了一样商品?”朱棣似乎明白了过来。
“便是如此。”
徐辉祖继续道:“田地成了合法商品,而田地买卖就变得频繁了起来,人口不再像过去那样,完全地依附于田地,这样一来田地上农作物也跟着开始变成了商品,什么农作物在市场上卖得好,田地的主人就会种植什么,而这也就成了青苗法的基础若是在北宋以前,一块田地种什么,经常是几代人都不变的,如果不遭灾,很容易产生储备,北宋以后,农人则经常会考虑更换田地里的农作物,而一旦赔本,下一年购置种子就会捉襟见肘。”
朱棣又get了一个新知识点。
他也读过史书,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与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关系,想都没往哪里想,如今仔细想来倒是确实有些蹊跷为什么北宋以前就没人搞青苗法?若是说常平仓,但常平仓是直接放粮食调节的,也就是所谓的“贵量减市价粜,遇贱量增市价籴”,并非是以货币形式,也就是“青苗钱”来放贷。
如果百姓真的需要的是小麦或者水稻的种子,直接放种子就好了,何苦还要让百姓拿着钱再去买小麦和水稻种子呢?
答案自然是随着田地商品化的进程加快,田地里的农作物开始追求经济利益,不一定都种小麦、水稻等主食了,而是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和价格来种植,所以才需要钱来买,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种子。
否则的话,青苗法难道真的是因为北宋就这么倒霉,年年灾害,年年百姓青黄不接,都得向人借钱?
“市易法呢?”
这时候魏国公徐辉祖反而不说话了,曹国公李景隆接过话来:“市易法的根子,其实也在北宋国策上,只不过不是‘不立田制、不抑兼并’的国策,而是‘四民皆本’。”
在场一共四名五军都督府的武臣,也是未来的上将们,但显然,上将之间亦有差距。
淇国公丘福和成国公朱能,虽然打仗可能会比曹国公、魏国公厉害,但在其他方面,那就是完全的天差地别了.靖难勋贵里95%都是中下级军官出身的实战派,四年前丘福是千户、朱能是副千户,没有靖难这档子事,他俩一辈子都爬不到公侯伯的位置上,更遑论进五军都督府了。
所以指望他们能有多少文化造诣,那实在是难为人了,这东西对于武臣来说,没有两代人是养不出来的.当然了,如果养出来了,对武臣来说也未必是好事,因为武臣的本职工作就是打仗,而培养文化素质,第二代人或许还能打,到了第三代,基本就开始走下坡路。
毕竟,文武双全也太难为人了。
这种议论国家大政的场合,谁没文化谁尴尬,反正李景隆是不尴尬的。
李景隆继续说道:“所谓四民皆本,便是说古有四民:曰士、曰农、曰工、曰商。士勤于学业,则可以即爵禄;农勤于田亩,则可以聚稼穑;工勤于技巧,则可以易衣食;商勤于贸易,则可以积财货.此四者,皆百姓之本业,自生民以来,未有能易之者也,若能其一,则仰以事父母,俯以育妻子,而终身之事毕矣。”
“北宋取消了过去之前延续了上千年的、对于商人在各方面的歧视,也取消了坊市制度,商人可以在市场里的任意时间进行交易,只要给国家交税就行,这就造成了北宋商业的高度繁华。”
“当然了,为了收税,北宋制定了严格的律法,不允许对商人进行勒索,北宋的商业环境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,不仅有专门的官吏管理交易市场,而且禁止缺斤短两,每个市场都有统一的度量衡参考,并且官府保护私产。”
这时大皇子朱高炽插话道:“元初有学者马端临曾言:古人之立法,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;宋人之立法,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。”
“那北宋朝廷为了分商贾之利,想来商税一定很重?”三皇子朱高燧也问道。
“非也。”
理财专家、户部尚书夏原吉解答道:“大明是3%,北宋是5%。”
“拉弗曲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