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振说完了营制的问题,算了算,征东先遣营本身编十七哨人马,加上夏成德部、吕品奇部各三哨,七峰山刘万忠部一哨,自己麾下能够使用的战兵,就是二十四哨。
二十四哨正兵,就相当于满鞑子的二十四个牛录。
可是满鞑子那边一共有多少个牛录呢?
根据杨振所知,满鞑子满洲八旗、汉军八旗、蒙古八旗,一共二十四旗,入关前的巅峰时期,总兵力一度超过了四百个牛录。
当然了,四百个牛录,其实齐装满员也就是十二万人马而已。
那么,这个总兵力算多吗?
其实也不算多,起码与崇祯十四年松锦大战之前,崇祯皇帝调集到辽东前线,交给洪承畴统领的那十三万大军相比,满鞑子这边还少了一万呢!
当时崇祯皇帝以为在受人蛊惑,以为一次把九边重镇的精锐人马全调过去,集结了十三万,可以一鼓作气,一战而胜,毕其功于一役。
然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之外,不仅没能把满鞑子一举歼灭,反而自己这边十三万明军九边精锐,却几乎全军覆没。
唯有见机最早、跑得最快的吴三桂等人,保住了一支万余人的关宁铁骑,从此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甚至能够决定大明朝命运的人物。
现在杨振麾下的松山官军各部,能够拉出去作战的正兵,一共才二十四哨,算下来,一共也才七千二百人,还不够满鞑子一个满编固山之数。
单从兵员数量上来说,这点兵力确实不够看的,满鞑子的满八旗、蒙八旗、汉八旗中随便一旗,兵力都盖过了杨振。
但是杨振对兵力的要求从来都不高,他一向讲究兵贵精而不贵多,因为他更看重的,不是人数,而是火力。
三个哨的火枪手、三个哨的炮兵,以及三个哨的掷弹兵,是他真正看重的杀手锏。
有了九个哨一共两千七百人的先进火器部队,他现在的底气可是足着呢。
当然了,他也想编出更多的火枪兵,更多的炮兵和掷弹兵,可是眼下的条件却不具备。
一来,征东先遣营的饷额有限,而他麾下杂七杂八的人马又多,把有限的饷额都给了火枪兵、炮兵、掷弹兵,那么祖克勇、徐昌永以及仇震海他们这些人怎么办呢?
二来,眼下的征东先遣营也并没有那么多合格的火枪手,没有那么多合格的炮手。
掷弹兵的门槛虽然低了许多,可是没有其他队伍的保护和配合,掷弹兵编得再多也没有意义。
杨振现在调派给火枪队、掷弹兵队、炮队的人手,是充足的,要高出他给的分别三个哨的正兵额度。
那些人,当然会顶着之前杨振给他们的预备队名义,继续存在下去,编成一个或者两个辅兵哨,然后一边训练,一边辅助作战,等到时机成熟,或者正兵出现伤亡以后,随时把他们补充进去
这就是杨振在重定营制的最后,给各部将领留了一个小口子,留了一点余地的原因。
但是,正是因为这样,正是因为有了各哨正兵与辅兵以及军中杂役的区别和不同,饷制的问题,也就该提上日程了。
正兵与辅兵,与杂役,肯定不能是一个待遇,这个从古至今都是如此,到杨振这里,自然不能例外,要不然,正兵哪有作战的热情,而辅兵和杂役也就安于他们原有的地位,不思进取了。
而要将这样一潭死水激活,就应该在待遇问题上,也就是粮饷问题上,给他们分出三六九等来,然后一级一级地吸引着他们往前进取,甚至是吸引着他们、激励着他们投身战争。
“关于饷制的问题,这些天来,我也一直在想,咱们既然重定了营哨制度,就该重定一套与它配套的饷制。”
杨振定下了营制之后,见众人都无异议,便紧接着说起了重定饷制的问题。
之所以他要重定饷制,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考虑之外,还有一点,就是他现在总体上不缺粮饷了。
征东先遣营的五千饷额,是崇祯皇帝亲自办颁布了圣旨,批准了他从辽饷之中支出的,按照每名正兵每年人均饷银二十四两,征东营五千员额,每年共有饷银十二万两银子。
把总官以上官将,饷银自然倍于甚至数倍于正兵,但也要从这十二万两银子里面支出。
按理说,如果杨振老老实实地齐装满员地编练出了五千士卒,那么他的粮饷就一定是不敷使用的,是不够支出的。
这也是整个大明朝官军体系里面普遍面临的一个状况,纸面上的兵力,往往要比实际拥有的兵力多出好多。
军中陋规就是如此,而朝廷上下也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,相当于默许了吃空饷的行为,只要不太过分,也就没人理会这个事情。
比如崇祯皇帝给杨振五千饷额,而他心里实际想的是,这五千人的饷银,能够用来编练出一支三四千人的兵马,就已经算是一个很能干的忠直之臣了。
现在杨振却实打实地真正编练出了一直五千余人的征东先遣营,想来有一天杨朝进把这个情况报告上去,崇祯皇帝应该会对杨振别有一番观感了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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