体制内其实优秀的人才特别多,听话,懂事,爱学习,肯吃苦,这样的人比比皆是,可以说,缺中层干部,去体制内招,绝对会收获惊喜。
大多数人进了体制内以后,其实就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,工资一般,大多数人也没有什么外快,唯一的好处就是管理不那么严,保障比较好一点。
杨辰真是的看田玉莹比较中意,就冲第一次去买手机,李欣欣的嘴脸就象是原来国营代销店营业员的翻版,而田玉莹却有很强的商业意识,而后面多次的联系,也说明这一点。
但改制后的公司依然带有强烈的国企作风,一方面极度的商业化,处处讲业绩讲任务,但到往上升的时候,却又跟国企没什么两样,又要讲关系,看背景。
所以国企想往上面走,比在地方还要困难,地方好歹有完善的提拔机制。
田玉莹这次如果不找自己,杨辰都打算过一段时间来问问他的意思。
当然了,他是想在省城开珠宝店,没办法,陈若琳打了好几次电话,问他开店的事筹备的怎么样了,她想尽快过来指导一下。
提起这个杨辰就有点无语了,这段时间他真的顾不上,光是把生意拆分就费了杨辰很大的精力,他自己又没有时间长期呆在省城。
他想把主要精力放在仕途的想法,陈若琳比较赞同,虽然她出身香港商家,但毕竟是华夏人,对于权力的崇拜跟国内没有什么区别。
但是,家里给她介绍了几个青年才俊,她都有点看不上眼,特别是跟杨辰一比。
但目前这种情况,她也觉得跟杨辰没有成的可能的,一听杨辰说还在一个又偏又远的小县城里当个微不足道的小官,她就更不抱希望了。
但双方有共同事业的话,联系也能更紧密,而事业发展大了的话,家庭的阻力也会小很多。
但杨辰手边真没有合适的人手了,特别是张红霞走了之后,本来杨辰有想过交给张红霞,但她并不是个适合做开门生意的人。
许袅让她待人接物没问题,但操盘一个生意,她还没有那个能力,她的性格也不适合创业。
所以杨辰早就想过田玉莹,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借口,想不到她主动找上门来。
但这样一来,杨辰也不好劝她去开珠宝店了,做熟不做生,人家心里有谋划了,说明很多事情都考虑好了,现在让她转向,不仅麻烦不说,效果也不好。
想通过她,通过王振魁,杨辰想到了体制内的人才,其实现在劝这类人辞职下海,还是有可能的。
因为大多人的生活并不是多如意,薪水不高,工作不忙,提拔无门,相当于人生一眼就能看到尽头,有的人心里还是有想法的,就像田玉莹这样。
不说具体比例吧,大多数人,是没有黑色收入的,能指望的,只有工资。
但工资,也就比普通人高一点,撑不着,也饿不死,说起来很光鲜,没实际好处。
但离职吧,又缺乏勇气。
年轻人还好,年龄稍大一点,早被按部就班的工作消磨了激情,根本不敢再出来。
手握大权的就更不用说了。
张红霞的辞职就不敢张扬,只能用病休当借口,因为一旦传扬出去,你一个局长,竟然要辞职,是不是对体制不满?还是对体制内的某些人不满。
闹大了,事情就会很难收拾。
从古到今,从国内到国外,其实官员的性质都是一样的。
国内有职务的领导,没职务的叫普通工作人员,相当于古代的官和吏。
在国外,选上来的叫一般叫政务官,负责决策和管理,而处理日常事务的,叫事务官,这个不受选举限制,其实也相当于官和吏。
这个跟古代的情况当然不一样,古代的时候,除官员和少部分吏有俸禄外,大多数人是没有俸禄的。
特别是明清时期,开国皇帝朱重九由于出身苦难,特别是痛恨贪污,制定的规定是凡官员只要贪污五十两就要剥皮,五十两就相当于知县一个月的工资,剥了皮还要制成鼓或塞上草放在衙门门口,以儆效尤,警告后任。
但这种严酷的刑法能够制止贪污吗?并不能,因为任何法律都需要人来执行,只要执行的人能打动,律法就成了摆设了。
当然了,这也跟朱重九制定的工资太低有关。
一个县令月薪五十两,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,是足够用了,朱重九规定这个薪水,并不是完全不近人情。
但是,也是只够勉强用,养家糊口没问题,三五口人能吃饱穿暖。
他在规定中,当官就该安安分分,兢兢业业,除了当官,什么也别干。
当官的读书时欠下的债怎么办?不管;
三番五次的赶考欠下的债怎么办?不管;
带着一家老小上任时的路费怎么办?不管;
逢灾年物价飞涨生活费不够了怎么办?不管。
反正就这么多钱,你自己看着办。
到后期,一个县令需要雇师爷、书吏、长随、车夫或轿夫,这些都是县令拿自己工资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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